观点 SLANT
五月的戛纳，蓝色海岸的棕榈树下又一轮熙熙攘攘，衣香鬓影，阳光通过镜头和礼服的反射显得更为刺眼。入围特别展映单元的王兵导演这次呈上了一部以单镜头为主要拍摄方式的朴素纪录片《死灵魂》，时长八小时十六分钟，丝毫不顾信息碎片化时代的注意力法则，似乎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存在。
这部影片记录了1957年到1961年发生在甘肃省明水滩夹边沟劳改农场的历史事件，但并未提交给观者多少物质性的历史素材来重构彼时的时空。14个被节选出来的右派幸存者在家中接受导演的访问，一系列冷静而程式化的问题开启了受访者的口述，成为主要的叙事线索。另一条线索来自导演对事件发生的地理空间的回访，摄像机跟随导演的脚步回到甘肃明水滩的事件遗址，在荒凉的戈壁边缘的土地上寻找过往的痕迹。随着影片向前推进，我惊愕于如此“局限”的素材所能带来的真实感。一个宏大的历史事件在一段接着一段、长约半小时的访谈口述和间隙性穿插其中的空间回访中层层展开，其接近真实以及记录和表达真实的方式在所谓“后真相”（post-truth）的今天尤其值得讨论。
影片前四个小时的表达相较更贴近导演问题的框架。王兵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的问题单在影片中清晰可辨，一位位口述者根据提问从回忆里翻出自己的经历：事件发生前的社会身份，估测的事发缘由，何年何月以何种方式进入农场，在农场中被部署的岗位和劳动属性，幸存下来的方式和遣返后的生活。一段段回忆沿着一个共同的时间轴（1957年到1961年），通过当年农场里的大伙厨师、小灶厨师、木工、养兔工等人的口述逐渐展开。事发地的地理格局，劳动分工的组织关系作为重叠信息在不同的叙述中反复出现，伴随其浮现的还有一长串藏在或公共或私人的记忆里的数字：三千人，五百人，三百人，五个人，四十斤，二十斤一个月，半斤一天；一系列身心感受：饿，肿，冷，麻木，绝望；各类物件名称：排碱沟，椰枣叶，棉被，虱子；以及大量人名… 它们交织于不同叙述者的话语中，自动生成了事件的高频译码（code），为观者在想象空间里构建当时情景提供了关键信息。镜头一次次对原址的回访影像则成为对上述译码的考证，尽管它所能呈现的地理遗存远非完整。地窝子的格局在黄土高原呼啸寒风的磨砺下仅是依稀可见，而80年代以后新的农业景观更是直接覆盖在了当年的遗迹之上，但大水井、高台火车站等定位信息则无声地确认了陈述中的参照系，数位亲历者在遍野白骨的原址上沉重的追忆仪式也呈现了另一种方式的考证。
影片下半段渐渐转向幸存者更加个人化的叙述，体现了镜头其对受访者情绪的敏锐捕捉。影像依旧集中在老人们的家中，但是受访者在其真实生活环境里的自然动作被有意保留下来：他一口口地吸烟，他走去取来当年带在身上的《圣经》，他在陋室擦拭钢琴，他呼应儿女不时的呼唤，她取出逝者的遗书。部分片段短暂地指向了受访者室外的生活场景：他从诊所回家路上必经的闹市，他在江边长椅上休息时看到的对面鳞次栉比的高楼……影片通过这些线索，将历史事件的时空边界向今天，向农场遗址之外喧嚣而平庸的都市场景中延展。自然而然，影片也勾勒出受访者身份的另一面：他是幸存者，也是虔诚的基督信徒，是灾难后自学成材中医师，是潦倒的钢琴家，或是逝者的遗孀和一手把遗孤带大的母亲。这些点滴巧妙地揭开了湮没在历史尘埃里的事件与幸存者当下生活之间的联系。事件对他们生命的影响显然没有终止在1961年这个时间点上，而是成为长久存储于他们体内的记忆。记忆会在每天的日常情景里瞬间或持久复现，正如镜头下他的酒瘾，他/她在受访过程试图压抑又禁不住爆发的无奈与悲伤。
《死灵魂》里记录的信息并不能为还原一个所谓客观真实的历史事件提供依据，影片毫不避讳幸免者对事件起因各有参差的阐释，对数字与日期模棱两可的回溯。换言之，影片忽视甚至无视了一种客观的、绝对的、封闭性的真实性。它所呈现的，是受访者对自己屈辱经历的直接陈述，对偷、藏、抢这些过往行为的坦率承认，以及在镜头前对悲伤情绪的自发宣泄。这种情景真实的表达背后的记录方法值得探究。毫无疑问，王兵及其团队长达13年的拍摄，对亲历者一次又一次的接近过程，对120多个个体长达600多小时的访谈记录，都为影片构建这样的真实提供了基本的可能性。但受访者在镜头前的自如绝非任何一个冷眼旁观的姿态可以捕捉，镜头背后，导演本人的观察与提问既是沉浸式的，又是冷静的。之所以能这样，再往前追究，王兵说过：“我小时候在工厂工作，单位里就有这样一个人，别人都觉得他很怪离他很远，但是我离他很近，我懂他”。也许，正是感同身受的经历让他获得了把握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边界，接近真实的记录与表达的秘诀。
文／ 高晓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