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Artforum中文网和2018上海双年展合作的“有情绪”系列活动第一场关于“羞耻”的讨论基本上是从社会正在发生的热点事件出发，比如#MeToo、网约车等，是一种横向的铺陈。第二场我们想把时间线索稍微往回退一点，退到三十八年前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一封信。这封署名“潘晓”，原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1980年5月发表之后立刻引起了巨大反响，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有关人生意义的大讨论，后来也被称为“潘晓讨论”。但“潘晓”并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她的来信是用两封真实的读者来信经过当时编辑精心加工后形成的“虚构”产物。作为体现了历史转折点上价值观更替的一个关键文本，潘晓来信在八九十年代被人反复援引讨论，至今仍有很多学者在追问它的意义。我们选择把焦虑和“潘晓来信”放到一起谈，正是因为感觉到如今大家生活中弥漫的焦虑情绪跟三十八年前的讨论之间有一些若隐若现的联系，希望通过这场讨论，以及各位嘉宾从自身实践出发的阐述，把这个关系理清，或者是让大家对焦虑这种普遍存在的情绪以及它在我们社会当中的反映有更清楚的把握。
王钦：“潘晓讨论”的这个文本事实上是一封虚构的读者来信，发表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上。《中国青年》杂志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所谓“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脉络里是很有名的一本杂志，它是由共青团中央抓的一个官方杂志，它上面出现这样一封来信，而且发表在1980年这个时间点，是很有意味的一个现象。
这封信里，“潘晓”这个虚构的人物讲了自己的困惑。她说他爸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她小的时候读了很多所谓的红色经典，比如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她开始形成了非常美好的对于人生的看法，也就是说人活着就是要使别人生活得更好，奉献自我，一种利他主义的人生观。之后她经历了文革，文革给她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
“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
她觉得当头棒喝，之后开始向组织，向友谊，向爱情寻求帮助，但一切都使她感到绝望，她觉得眼前的现实跟她所信仰的那些书本上的知识相差太远了。她说“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像所有人都是合理的一样”。于是她开始信奉另外一种价值观或人生观，也就是她提炼出来的所谓“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这是一种非常新自由主义式的认识，也就是说，自己只要努力挣钱过好自己的生活，那客观的意义上也是在为整个社会做贡献。
我想强调的是，在1980年代，即便这样一种观念也要以一种非常间接、非常不明确的修辞表达出来，不能直接说我就是自私自利的，你能拿我怎么样？你当然不能拿他怎么样，但是它有一个自我证明的过程。
潘晓说之前读的书本上的知识虽然具有欺骗性，但是她读了这么多书也有自己的志向。她说她所在的那个工厂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妇女，年轻姑娘除了谈论烫发就是穿戴，我和她们很难有共同语言。她们说我清高、怪癖，问我是不是想独身，我不睬，我嫌她们俗气，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种悲凉孤独的感觉，当我感到孤独的可怕时我就想马上加入到人们的谈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谈笑又觉得还不如躲进自己的孤独之中。”她说“我知道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给人民做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拼命地抓住这唯一的精神支柱，就像要在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封信在今天也具有当下性。潘晓试图将自己和所谓的一般人给隔离出来，她试图表达自己比他们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和表达个性的需要，然而另一方面她又试图将把自己和那些所谓的宏大叙事给切割开来。她试图说所谓的青年文学或者社会主义教育当中宣扬给她的那种为别人牺牲自我的伦理和价值观是站不住脚的，站得住脚的反而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斤斤计较于自己的日常生活，然后努力挣钱的生活方式。就像她所说的那样，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的去算计。归根到底潘晓试图呈现的是一种算计的价值观，可是她同时要说我的算计和你们这些人的算计是不一样的，我的算计带有一种更高的精神层面的追求。然而另一方面，我的这个精神追求归根结底，我自己都知道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潘晓的焦虑或者困惑集中在这样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当她将原来那些利他主义的价值观跟修辞通通抛弃掉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仍然需要在某种精神层面上将自己跟其他人区别开来。然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也就是说她的焦虑在于一旦你将这些所谓已经没有人相信的崇高的东西抛弃掉的时候，你发现你再也没有办法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上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分开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她焦虑的根源在于没有一个宏大的叙事能够将她的生活叙述成一个有意义的生活。
归根结底，你的生活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或者用钱理群老师的话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生活，你知道这是错的，可是你也无能为力。当这样一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办？潘晓讨论事实上最后的结论是，没有办法：任何一个理论上的证成，任何一个文本上的叙事到最后都没有办法立足。这封来信本身你完全可以从一个纯粹经济的角度去阅读它。比如说一开始潘晓虽然有那些美好的信念，可是什么时候她觉得信念破灭了，什么时候她对于社会主义教育产生怀疑了呢？并不是因为文革中呈现出来的所谓人性丑恶，而是因为文革造成了他们家的动荡，他们家被抄家了，然后钱成为一个问题，她妈不给她寄抚养费了，这时潘晓觉得“我靠，怎么这样子”。然后她才开始对自己读过的那些书产生怀疑。
她觉得《雷锋日记》里那些都是错的，于是开始追求爱情。她说很多人说爱情是很重要的，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较真儿的读者肯定会问：你之前读的那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好，《雷锋日记》也好，哪个文本告诉你爱情是生命的支持力？你跟我说说看。最后她还是对爱情幻灭了。为什么呢？她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她的男朋友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她了。可见摧毁她信念的并不是什么高尚的事情，都是一些非常个人、非常琐碎的事情，没有一桩事情能够支撑起瓦解她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力量。然而正是因为这些小事，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她对生活绝望了。她说她自己跟那些工厂里的女工不一样，那些女工只是一般人，很庸俗，她呢，不太庸俗。为什么？因为她要写作。但她又说自己绝望，为什么呢，因为工资太低了，她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总之，你发现她的所有焦虑推到根源，推到最物质的层面上，她所计较的是家里不给自己寄钱了，男朋友对自己不好，挣得太少了，是这样一些事情。可是她表现出来的呢，她不能说我钱挣得太少，凭什么老板挣那么多，我就挣那么少？她一定要换一套修辞，正是这个差距本身我觉得是很值得关注的。当然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今天如果有这样一封来信的话，这个作者肯定会被人肉出来，大家会说这样一封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呢？她说得再高尚归根结底不就是为了几个钱吗？今天肯定毫无疑问会往这个方向走，而这个方向走到最后就是：因为你有钱，所以你在任何意义上，你在价值的意义上、你在道德的意义上、你在伦理的意义上、你在社会资本的意义上，你在任何意义上都可以占据一个高地。而如果你没钱的话，事实上你的任何一个自我证成的努力都是白费。这样一个现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可以追溯到潘晓的这封来信。也就是说，1980年代初，当青年文学、社会主义时期对于利他主义的价值证成已经无效的时候，《中国青年》的编辑部希望提出一种非常正面的、积极意义上的、不那么苟且的关于个人主义的话语，但是事实上这个努力到最后是失败了，而这个努力的失败到了今天是它的结果，大家都能够明白了。
我觉得今天大部分的焦虑在于没有一套叙事，没有一套关于价值观的论述可以提供给你与金钱、与现实物质层面上的享乐无关的生活方式，我们没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在社会体制的意义上，所有公共福利设施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都已经被摧毁了。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最后都要你自己负责。你买不起房，没有人拦你去做金融行业；你读了一个哲学专业，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四年毕业出来找不到工作，为什么你当初要选择哲学专业呢？这是你选择的后果，你必须承担。Judith Butler把整个社会福利被削减和被私有化、资本化的过程称为个体的责任化过程，就是说你做的一切归根结底都要你为之负责：你养不起父母，这是你自己的责任；你父母要死掉了可你没有办法让他去享受高昂的私人医生，你没有办法去医院插队，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责任。你说你要怪社会吗？这个社会怎么了？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差错。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改开以来一个非常激进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当你的社会参与的可能性被降低到零的时候，你在经济市场上作为一个原子的个人存在就完完全全决定了你生活的结果。如果你是一个穷人，那么一开始你就没有做对。也就是说它给你的一个幻觉或者唯一一套自我叙事的方式是：我在市场里面所获得的可能性，以及我出于自身考虑的抉择将决定我过上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是将人完完全全地从任何意义上的共同体里抽离出来，无论是社会也好，家庭也好，任何意义上的组织也好，更别提国家了。没有一个集体能够为你的生活负责。你的生活完全要你自己的决定和选择和考虑来规范。这样一套叙事在今天非常有力量，而且听上去非常有说服力。但这恰恰是个人焦虑的来源，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像鲁宾逊一样生活在孤岛上，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和他人发生关系，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非常有效的叙事模式来说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这个我觉得是造成今天焦虑的一大部分原因所在。
毛尖：在我看来潘晓这封信，从一开始，就把“焦虑”这个事情弄坏了。我是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个二十世纪就是和焦虑伴生的一个世纪，但总体而言，“焦虑”一直有一种非常正面的意义，常常还可以被约等为一种现代感、一种现代经验，因为焦虑催生激情和速度。像今天，王钦让我来参与讨论这个焦虑的溯源，我就很焦虑，因为王钦很厉害，我想我怎么跟王钦对话呢，所以这几天就恶补了一些焦虑理论。焦虑激发斗志激发创造力。还比如我们写专栏，写专栏的都是临终提笔，死期激发兴奋，焦虑带来激情，整个二十世纪也这样，焦虑感，召唤出无穷能量。
但“潘晓来信”不是，如果信中的烦躁也是焦虑的话，那这个焦虑感后来越来越成为一种非常负面的东西。潘晓自己后来的命运也展现为一种放弃，就是把焦虑感完全当做一种黑情绪浸淫其中，焦虑一旦变成情绪，就是病了。去网上搜一下，跟焦虑感相关的都是心理治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当代误解，这个，我觉得“潘晓来信”是要负一点责任的，因为这封信，把焦虑内涵的能量给清零了。
同时可以搜一下的是，对焦虑的治疗。我大体看了下，有两种治疗焦虑的方案，一种是给你看恐怖片，一种是让你看治愈系电影。两种方案逻辑相反，都一样鸡汤。前一种告诉你，还有更不堪的；后一种基本都是爱情毒鸡汤，本来呢，爱情电影还能宣扬一下这最小的共产主义，但现在最好的治愈系成了《延禧攻略》，以毒攻毒。所以，整体而言，当代的焦虑治愈，都只能让人更焦虑，实在是，“潘晓来信”以降，焦虑整体变成一种没有生产性的感情方式，完全遮蔽了这种感觉结构在二十世纪催生过的共同体命运。
由此，我的想法是，应该披露出潘晓来信中的毒焦虑。其实即便是回到我们日常生活回到社会新闻中，我们还是经常能看到焦虑的高能量。比如前一段网上有个特别热门的话题，说是一个被人贩子拐卖的18岁的女孩，在无依无靠焦虑万分的过程中，成功地把30多岁的人贩子给倒卖掉了。而且，最近判决出来，女孩无罪，这事多好，焦虑的生产性多强。
得在当代恢复焦虑的正面性和创造力，这个也是我们传统中就有的“鸡血”，每一个时代都因为焦虑而诞生而蓬勃。一个没有焦虑的国家是危险的，是没劲的。“潘晓来信”在很多论文中被解读为八十年代的新起点，我觉得是误读。很大程度上，“潘晓来信”造成了一种灰色气候，个人性的焦虑感被放大成一种全民性的焦虑感，到后来，我们人人都变成这种焦虑感的购买者，而且在购买在传递过程中，把潘晓来信原本所具有的一点共同体气质，完全抹掉。“潘晓”日益成为一个量子个人，一个高于任何人的量子个人，这个，既是《延禧攻略》这样的电视剧会特别走红的原因，也是我们早晚会完蛋的起点。顺着《潘晓来信》一路走下去，道路不越走越窄才怪。
王拓：其实我个人是比较虚无主义的，尤其是历史观这一块。我其实不认为每个时代之间有什么不同，可能每个时代都是差不多的，它是一种一直往复循环的状态。就像关于焦虑，我们看委拉斯贵支画的《教皇英诺森》，我们能感觉到焦虑，我们看荷兰黄金时期的那些群像画，我们看到画面里坐在一起的另一个时代的贵族大公，从他们的眼神中，你会感觉到一种类似与你同时代的焦虑感。
时间这个概念是一个相对概念，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和以往的时代的不同，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间是被压缩的。也就是说，我们回到两百年前和三百年前也许看不到什么差别，但是二十年前的人如果穿越到现在恐怕就会活的很有障碍了。我们的时代短时间内的改变是巨大的，历史的差异感会常常让人觉得诧异。比如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主要还是停留在八九十年代涌现的那一大批作家身上，但好像感觉也是从那时起，除了几个近年的年轻作家，中国好像进入了一个不再产生作家的时代，媒介也是造成了这样的时代差异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感觉。但如果再跳出来站远点看，是不是时间线当中任何节点所面临的境遇都类似呢？我们今天谈论的焦虑和东汉末年“譬如朝露”的焦虑是不是可能同质的呢？
然后刚才说到关于艺术家的焦虑，我个人感觉聊到《潘晓来信》还是稍微有点同感吧，因为我本来并不是做艺术的，原来我是理工科的，也在工作。但那个时候我是焦虑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怎么我的生活就这样可以一眼望到头了，就是朝九晚五上下班，每个月拿工资，然后找个对象结婚生孩子，买房子。反正就感觉好像没有真正做什么东西，或者说像《摩登时代》演的那样，你在拧螺丝钉，同时你也是一个螺丝钉，没什么存在感。所以我毅然决然要转行，幸运的是，我知道我的兴趣和艺术有关，但不幸的也是这个。所以转行之后，存在的焦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变成了生存的焦虑。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已经知足，存在和生存孰轻孰重也因人而异吧。
昨天的一个采访里，我被问到什么样的艺术家是成功的。我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带着错误的价值导向，想给读者一个可以被量化的结论。这让我想起另一种现实焦虑，就是比如说我每次回家我和我以前的同学、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这些老朋友里没有一个人是做艺术的，要么就是做我们原来的老本行，要么就是生意人或者公务员，听到大家聊起关心的话题，我会感觉几乎所有人也会有一种避免不了的生存焦虑，这种生存焦虑恰恰都好像体现为一些可以被量化的东西：小房要换大房，本田要换宝马，幼儿园要升小学，二胎之后要备三胎。我一方面因为觉得自己好像根本不在意这些讨论而沾沾自喜，一方面又为自己的生活中没有这些具体而实在的“指标”而焦虑。我觉得也许很大的一个问题是现在主流的价值体系其实是非常扁平化和单一化的。这种扁平与单一原本就是一个焦虑制造厂，像是一个生存游戏，打怪升级，然后遇到更强的怪要打。而那些不玩这个主流游戏的人，则要受到双重折磨—主流价值的抛弃和他（她）进入的小众游戏规则。
这样一种现实追根溯源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但如果我们回看类似八九十年代的偏理想化的时代可能会觉得稍有不同。我之前也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身在美国可能你会感觉到这个地方的价值观要更复杂，有更多层次，你可以去华尔街工作，可以当医生当律师，过得很中产，你也可以去做一个白天还要端盘子的艺术家或者演员。当然就像王老师刚才说的，我们的很多公共福利设施已经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被摧毁了。但是我也在想，这是不是我们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西方在过去某一个时间段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公共福利设施被社会在内部改革的过程中给摧毁掉的时期，大家的价值观变得很单一扁平，整个社会体系也都是同向的，这样形成共同的一种力量推动社会发展前进到某一步之后，然后我们再反过头来让社会公共福利设施一点点地重新建立，根本上讲是一种经济的再分配，然后才让有些人可以又端盘子又当艺术家，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刚才在车上聊天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叫《小说》的电影，九十年代末吕乐拍的，题目里有一个破折号，后面的小标题叫“诗意的年代”。这部电影的大部分内容类似记录片，就是当时中国文坛上你能说得出名字的重要作家全坐在一起在一个招待所里开座谈会，包括阿城、马原、王朔、路遥、余华、棉棉等可能十来个人，讨论的主题是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没有诗意，我们的诗意是什么样的。其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当时一个特别年轻的作家。他之前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都在讲我们的诗意是什么样子，他们描述的诗意和我们现在想象的诗意其实都差不多，就是那种灿烂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或者很细节的，就是在生活的锅碗瓢盆和琐碎的质感里捕获到一些诗意。但这个小伙子的发言我觉得恰恰体现了那个时代转捩点上年轻人有关存在感和生存感的焦虑。他说他心目中的诗意就是买一辆捷达在晚上的三环上兜圈。当然他面对的现实问题是自从选择了作家为职业，他就根本就买不起捷达了。也就是说，一个对其他人来说看似诗意的生活方式恰恰成了他没法实现诗意生活的原因。所以对于他来说，诗意等同于渴求和不满足，而渴求和不满足又继而带来更深的焦虑。然而经过了疾速压缩的中国时间后，消费和商品经济为我们制造了源源不断的渴求和不满足，这似乎就已经同质化了所有人的焦虑。
王钦：王拓老师刚才讲到了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最后一点，开着捷达在三环兜风，今天你开着捷达在三环兜风肯定不适宜。你的想象力同样也被这个时代规定，你对于豪车或者豪宅的想象肯定是有一个标准的。无论你的想象力多么跃进，你始终是在这个所谓的商品社会的规定里面，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焦虑的问题同样是一个被商品化了的问题。从文本意义上追溯到潘晓讨论的话，那潘晓讨论当然是要激起这样一种情绪，潘晓讨论并不是偶然使你产生了一种没有办法解决的焦虑，而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它带来这样一种效果，为什么要带来这种效果呢？在好的意义上说，如果将改革开放视为新自由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或者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当然需要这样一种焦虑，它需要唤起你个体最内在、最本己、最切己层面上的那种没有办法被合理化的焦虑感。市场的发展需要每一个年轻人来问这样一种问题：为什么我隔壁的人生活得比我好，为什么他能买这个包包我就不能买。它需要你问出这样的问题，当然也需要你给自己一个非常合理的市场性的回答，也就是说在所有这些能够让我触及得到的岗位里有某些岗位是能够使我赚钱的，而赚钱并不可耻。如果你回顾五六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很多所谓的伪君子式的人物恰恰是因为没有办法用这样一套说辞来说服自己，他没有办法跟自己说赚钱就是最好的，他没有办法跟自己说我生存的意义完全就在于买包、有豪车、有好的伴侣。所谓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使你没有办法说出这样的话，而一旦这个价值观不成立的时候，一个新的出发点就是要你在最个体、最物质的层面上说服自己，就像范跑跑那样，你要说服自己人作为人，最重要的价值追求在于自我保存—一旦地震了我跑得比别人快，我跑得比所有记者都快。电影《芙蓉镇》里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像牲口一样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如果你关注文学史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逻辑在八九十年代事实上非常流行，比如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一系列这样的文本都在告诉你，你要在最物质、最动物性的层面上找到你的人性。一旦你被这套说辞说服……而且我要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被这样一套说辞所说服了，千万不要以为你有任何一套替代性的方案能够使你活得跟别人不一样，不存在的，为什么呢？我们都不得不被这个时代的特定意识形态规定。你没有办法跳出这个逻辑，这是日常生活中你跟社会的接触、你跟他人的接触、你跟整个时代的接触所规定的，你被这个国家所规定。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区里，你周围的人跟你说那样的话，日常生活里的一切都将你牢牢固定在这个位置上，没有人能跳出这个逻辑，而这个逻辑非常简单，就是要在最切己的意义上自我保存，与之相伴随的那种焦虑不仅能推动你去追求所谓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就是住上更好的房子、买上更好的车、过上更好的日子，更是整个国家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者在全球资本市场上运作所不可或缺的。它不仅仅是我们每个人的情绪，甚至更是这个国家的情绪。也就是说在政治本体论的意义上，焦虑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情绪，如果没有这个情绪的话，整个改革开放基本上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现场提问
提问一：我觉得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左右的今天，这种物质追求已经完全合理化了。潘晓需要一个文本来佐证她的生存状态，但今天很多年轻人之所以产生焦虑，其实是因为他们开始有更多关于自我存在的思考和探寻，所以才会来美术馆看艺术或者去做艺术，而这种探寻很有可能跟那种全面追逐金钱的诉求相违背，于是才会焦虑。我刚刚在听王钦老师倒黑鸡汤的时候就在想，这些事实我们还需要别人再给我们讲一遍吗？另外一点，我认为当一个人焦虑的时候，其实正是通过文本的方式来重新思考这个命题的机会所在。我觉得潘晓的文本是以现代诗的方式写成的，通过这个虚构的文本，她在积极地寻求一种表达自己思想的叙述或叙事。我觉得只要有焦虑存在并尝试表达它，就等于是在面对整个宏大的历史，或者其中一些细微的组成部分，在文学的脉络里寻求某种叙事或叙事的重建。从我的角度来说，潘晓并不一定是没有办法找到那种叙事，而是这个虚构的人物写出来的这篇虚构的文本已经标志着寻找途中的一小步或者一种新的叙事的形成。
王钦：先从第二个问题说起，你提出的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而且正是潘晓这个文本原本想要表达的意图。可是它跟这个文本里面的一句话直接相矛盾，这里面说“就算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吗？我根本不相信”。换言之，这个文本虽然在内容层面上试图告诉你的是：我有我自身的精神追求，我要写作，正是写作这个行为将我和其他人区别开来，可是在形式层面上你会发现这个写作的对象正是潘晓讨论这个文本，它是一个自指的过程，而这个自指的过程她写出来的文本当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最核心的内容是：第一，写出来又怎么样？毫无社会影响力，毫无意义；第二，她在信中说我发现人生最后的意义在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就是人生的意义在于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这两点加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形式跟内容之间构成了一个困境，你没有办法通过它的形式来解释它的内容，也没有办法通过内容来解释它的形式。她希望通过写作将自己跟那些庸俗的人区别开来，可是她的写作再次证明了她是一个庸俗的人。这是潘晓讨论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
回到第一个问题，我今天来当然不是为了讲时代已经变了，大家都想赚钱，各位雷锋请醒一醒。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当下无论是对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反思，还是对于整个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反思，某种意义上都恰恰是你提到的那个问题，都跟每一个人的对于自我生活的表述有相当程度的出入。很少有人会用一种非常赤裸裸的新自由主义式的逻辑来说话，说市场经济下的竞争就是最正确的，说只要shopping的生活是最正当的。我们总是试图想出各种各样比潘晓高明很多的话来将我们的生活跟其他人的生活、一般人的生活区分开。就我认识的人而言，这样的努力非常普遍，可是在我看来，这样一种话语恰恰是成问题的，它跟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的规定其实是非常契合的，甚至是同构的。为什么呢？所有既成的话语都没有办法提供给你一套论证来使你想象出一种不被市场以及这个国家的政治话语所规定的与他人的关系。你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中真正严肃地加入任何一个共同体，无论是你的单位还是你的组织，比如说我是一个BL文学爱好者，我在百度贴吧上参加了一个BL的贴吧，然后线下有一个聚会，这样一个聚会没有任何的组织形式是严肃的。你们没有任何一个组织的谈话内容会超出个人生活当中非常非常个体性的内容，没有一个集体性的诉求可以被完完整整地表述出来，而这个跟每个人都试图将自己的生活区别于那些所谓庸俗的，那些所谓只接近于生活的人的尝试是分不开的。如果要认真追究的话，你告诉我，哪个人是这么庸俗的一个人？哪个人会把麦当劳广告当真呢？如果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出现这样一个被异化到极端的人，他的存在反而会很显眼很醒目，反而不一般。我的意思是没有这样一群只被金钱逻辑所规定的生物，可是每个人又每时每刻都在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因为我们试图将自己从中拎出来那套话语本身已经被这个所谓新自由主义逻辑所俘获了，包括我现在在讲的这个东西它本身也是在新自由主义对于文化的规定里面，它没有办法跳出去。那怎么办？那我们又得另开一桌。今天谈的焦虑问题我觉得是在这个层次上。
毛尖：我很同意王钦前面说的，就是现在没有真正严肃的共同体生活了。经常有学生火烧火燎地跑来说最近有点焦虑有点烦恼，类似他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薪酬很高，但是他自我感觉特别没意义，同时他现在这个工作也还凑合，而且让他有时间写小说，要我给点建议怎么办。每次我都给不出任何建议，因为他的焦虑感是非常个体性的，或者说，这种焦虑感是他从社会中零取零拷来的，就算换一个工作也是抹不平，因为你并没有一个真正可以投身的共同体，一个让你获得价值感的社会。前面我在在讲二十世纪时，我们都被一种秉具创造性的焦虑感所推动，因为在那个时代，我们不是用“我”生活，我们用“我们”生活。我是1970年出生的，我的童年时代基本上很少用“我”生活，到哪都是“我们”，吃啥穿啥都是“我们”。到八十年代——我觉得潘晓的讨论对共同体在文本层面的消失确实负有巨大的责任，就是开始用“我”说话了，当然也加上朦胧诗的强大助力，把这个“我”不断强调出来。当然，其时强调出来，肯定是有意义的，但是今天看来，包括改革开放，包括潘晓讨论，包括朦胧诗，他们一起开出一个巨大的“我”，这个巨大的我，今天再看，无论在美学还是精神上，都版本不高。之前，当我们用非常弱的历史条件向非常高的历史要求发起总攻的时候，那时候的社会想象力，可能各种天真，但是多么宏阔。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一条街的孩子都穿一样拖鞋，穿一样的衣服，背一样的书包，今天不对了，要是我今天穿的衣服跟王钦一样，无论他还是我，都会觉得闹心啊，怎么可以撞衫，怎么可以没个性呢。所以，在今天，要突入真正严肃的共同体生活，确实非常难。但我也还是想说，我们依然有资源。
为什么有潘晓来信，因为我们有潘晓不用来信的时代。我们还有很多文艺作品，像《暗算》，像《潜伏》。我一直记得《潜伏》中的一个场景，余则成不愿意跟翠平结婚，说他的工作非常危险，随时可能牺牲掉。终于有一天翠平实在光火，把话撂开了。余则成就表示说不想让你当寡妇，成天哭哭啼啼。翠平就说，寡妇又怎么样？在我们大别山哪家没一个寡妇？我也没见过哪家的寡妇成天哭哭啼啼的。翠平朴素地摧毁了余则成的小资情调，凭什么，凭强悍的共同体感。我们的文艺中，还有很多这样的资源。这些资源依然可以重新照亮我们今天的生活，包括2008年大地震时候，年轻人的表现，也完全刷新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地平线。
反正吧，不管怎么说，因为我们有过一个社会主义传统，这个传统还在我们血液里，我们可能现在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好像更高级的文明总在远方在他乡，但是，我们拥有的共同体经验，还是无与伦比的身心财富。包括我们今天能在这里检讨潘晓经验，也是因为我们是从那里走过来。
提问二：焦虑这种心理状态对于我们人来说是一种警报，但很多个体越是深陷其中，越是难以改变自己。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之中有四种处理焦虑的办法：否认焦虑、麻醉自己、把焦虑合理化，还有就是逃避一切可能造成焦虑的环境和状况。其实这四种状态在卡伦·霍尼的《我们时代的神经质人格》当中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这四种逃避焦虑的方式其实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说像酗酒、嗑药、暴力。我想问四位对于焦虑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怎么看？
王拓：我说的东西可能会比较不那么切实际，但是我觉得最实在的就是每个人都要过完这一生，每个人都要过完他的生命的旅程。刚才王钦老师说的我非常认同，其实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的意识形态塑造出的一种概念，它甚至是社会改革进程当中的一个成果或者一个标识，如果没有这种东西的话我们整个消费体系可能都不存在。但除此以外，因为我以前是学生物的，所以从生物学角度看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所有焦虑的根源都能归结为一种有关生殖的焦虑。就是物种繁衍后代，生命个体的时间限度通过繁衍来克服，动物又为了后代有更好的存活几率需要付出，牺牲和留下遗产。一个人的自我锻造，本质上是为了得到最佳配偶及最佳繁衍的可能。之后有了孩子，就想给孩子留下什么，可能是一套房或者留下点财产，他就需要倍加努力。这个归根结底是一种生殖上的焦虑。当然人类已经在其漫漫发展历程中学会把造成这种焦虑原因的生殖转化成另外一种生殖，制造一种可永续的遗产来克服个体生命的时间限度。很多时候一位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就可以成为其永续生命的本身。也许人面对生命历程也可以尝试去有一些不一样的时间感。有时候可能人生真的不需要无论哪种意义上的“完满”，我的意思是如果能把时间分成一段一段的，回避开自己人生当中一些宏大叙事的欲望，因为人总要过完一生嘛，归根结底是自己怎么过和留下什么样的遗产。
王钦：我觉得这个问题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观察，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事实上这个问题是一个精神分析的问题，它的结构跟弗洛伊德所谓的“借来的壶”这个悖论是一样的。你管朋友借了一个壶，还掉的时候你的朋友说这个壶怎么坏了，这个时候你就开始逃避。你会有各种说辞，比如要么你说这个壶没坏，要么你说你给我的时候就坏了，总之就是没有办法承认这个东西原本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精神分析的问题，它是一个关于个人心理层面的问题，但当你说到它产生的后果时，它马上变成了一个社会治理的问题。这完全是两种落脚点。而这两种落脚点的差异在于——这是福柯在谈论盗窃的时候谈过的一个问题，就是一旦你将你的视角从个人心理的层面转移到人口治理的层面，你就会发现你所要关注的并不是所谓居民或者公民的心理或生理健康，你关心的是治理成本的问题。福柯调查的那些数据我早就忘了，我只知道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谈论的是某个地区的治安问题，晚上的盗窃率。他说不可能把百分之百地控制住盗窃，就是零盗窃率，为什么呢？成本太高了。你也不可能只控制50%，那基本上没办法管理了，你要最终得出一个数据是80%或者90%，控制在这个数据上的时候你付出的治理成本最低，而这个时候当然还是会有人家里遭小偷，有人损失财产，但是这一切跟整个维稳成本相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也就是说，当你谈到焦虑所产生的问题时，只有当这些社会问题实实在在达到了所谓的治理成本没有办法应对的程度它们才会成为问题，不然的话你就去看几部治愈电影好了。看治愈电影再看不好的话，当然会有人建议你去看心理医生，可是这一切都是被排除在作为人口治理的考察范围之外的，你从头到尾都被当作一个例外来对待。只有当一定数量的焦虑的人足够形成对于社会破坏的时候，比如说你焦虑，你把你妻子杀了，所有在婚姻当中的某一方焦虑起来的时候都把对方杀了的情况下，这才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才需要动用司法机制、动用警察机制、动用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来管你，否则的话你只是一个例外而已。新自由主义社会将人原子化，它将整个社会还原到每个人的个人生活，你的心理问题就是你的心理问题，你有心理问题是因为你有问题，人家没有心理问题，而这没有办法解决，一旦你在治理的层面看问题的话，你会发现这根本就不在于考虑范围之内。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很绝望的另外一个原因。
提问三：王钦老师刚刚提到潘晓写这封信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庸俗的人，但是写这封信恰恰证明自己是一个庸俗的人，只是因为她说为了表达“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就要被定义成一个庸俗的人吗？我不是很理解你为什么说她写这封信恰恰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庸俗的人。
王钦：第一，我觉得这封信重要的点不在于它证明了潘晓是一个庸俗的人。这封信表明当你站在1980年代那个点上试图将社会主义传统，将过去给你的那些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论述抛弃掉并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一个替代性的新起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潘晓这封来信试图提出一种既区别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观，同时又不落入彻底的个人主义话语的关于个人生活的论述。就是说之前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堕落的资本主义，要么是高尚的社会主义，要么是集体主义，要么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等于好的，个人主义等于坏的。集体主义等于高尚的，个人主义等于堕落的。集体主义等于你过上了人的生活，个人主义意味着你连人都不是。潘晓要说的是，我虽然过的是个人主义的生活，但我还是个人。这是她的目标。
然后我要说它整个的叙事跟修辞在这篇文章里最后是没有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也就是说它没有能够在自己的叙事里自洽地、具有说服力地提出一种正面积极的关于个人主义的话语。为什么呢？因为它所有积极正面的修辞到最后——这非常复杂，今天没有涉及到这部分——到最后都是自相矛盾的。我只举一个例子，她说我读了很多书，可是呢，我发现现实生活跟我读的书本知识差距太大了，书本告诉我应该舍己为人，可是现实呢，大家都很自私，所以我对我从书本得到的东西产生了怀疑。另外一方面她又说，当我感到迷茫的时候我去看了很多书，比如说黑格尔，比如说托尔斯泰，反正都是过去被批判的那些作者，她说书本教会了我人都是自私的。也就是说，潘晓在这里区分了两类书籍，一类是《雷锋日记》这样的书，一类是黑格尔，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的书。她说前一类书的内容跟现实差别太大，她用现实来反对书本；后一类书教会了她认识世界，她用书本来印证生活。你会发现这两种关于书本的认识，两类书的区分事实上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被预设在那里的前提，她整封信都没有说为什么她要划分两类书籍，而这个区分本身恰恰就成问题。凭什么一类书就是错的，一类书就是对的？这些恰恰成问题的前提最终被用来论述一种积极正面向上的个人主义话语，我觉得整个论述过程是有问题的。这是我对于潘晓这个文本的解构。你要说你把它解构了你能怎么样？我不能怎么样，我主要说的是这个文本中充满了各种缝隙跟矛盾，刚好提供给我们一个机会去看当时，就是当集体主义的话语影响力还没有减退的时候，当所谓的雷锋主义叙事还相当程度上能够影响人的生活的时候，像“潘晓来信”这样一个试图与之相区分的文本作出了多大的努力，而这个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是值得再推敲的，这是我想做的唯一的工作。
主持：杜可柯 《艺术论坛》中文网编辑
对话嘉宾：
毛尖 作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王钦 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国际批评理论研究中心博士后
王拓 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