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我看过的第一个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的作品是没有图像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声音低沉的：由艺术家本人朗读的文本既是对充满爱与失去的生命的礼赞，也对其的悲叹，同时还有蓝色，纯粹的蓝色：“在图像的喧嚣中，我将‘蓝色’的世界献给你。蓝色的大门对灵魂敞开。无限的可能性变得有形。”
这是贾曼的最后一部长片《蓝色》（Blue），1993年上映，不到一年，贾曼因艾滋过世。随着病情的加剧，他失去了部分视力，常常只能看到一片蓝色。《蓝色》成为了贾曼为自己谱写的安魂曲。对他而言，这个颜色凝结了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等人所倡导的运动的非物质性（moving immateriality）。对克莱因而言，蓝色象征着存在于空无之外的深邃，与大海和天空——用他的话来说，“在实际、可见的自然中最为抽象化之物”——之间存在深刻的连接。
贾曼最后一部电影从2015年10月起就在我脑中萦绕不散，我和我妻子哈内克·斯凯拉克（Hanneke Skerath）从伦敦出发，前往他的隐居地“朝圣”——“愿景小屋”（Prospect Cottage）是一处维多利亚时代的渔民小屋，坐落在肯特郡一个靠海的小村子邓杰内斯海角，这附近是成片的砾石海滩，有人说这是英国发现的唯一的地理学荒漠。哈内克和我是因为对园艺的兴趣才知道愿景小屋的；贾曼在这里打造了一个极其可爱优雅（不乏混乱）的小花园，他从周围的砾石海滩上捡回各种被海水冲上岸的废弃物和残骸，又种植了许多色彩明快又生命力旺盛的野花，这些花似乎和此地非典型的地貌相处得尤其得融洽。
愿景小屋是贾曼的避难所，他在此写作、绘画、创作，远离伦敦住所的喧闹，有时独自一人，有时和朋友或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很感谢贾曼的制品人詹姆斯·麦凯（James Mackay）帮我们与贾曼的长期伴侣凯斯·柯林斯（Keith Collins）取得了联系，他在贾曼过世后继承并且持续打理愿景小屋，直到2018年去世。柯林斯为我们多准备了一副钥匙，装在信封留在了我们酒店前台，信封里还包括一些基本的指导信息，包括密码以及最近的邻居的名字——一个真正的渔夫——以防万一我们需要帮助。虽然觉得有点冒险，但我们还是租了一辆车准备开去海边，本以为这会是一段虽然可能平淡无奇但相当愉快的旅程，结果这个幻想在十五分钟后就破灭了，我们撞到了路边栏杆，车胎也爆了——美国人和左驾的英国交通之间的冲突——叫了拖车又赔了租车公司的钱，可谓损失惨重。第二天，我们重整旗鼓 ，下决心搭乘公共交通。经过了一段火车又一段巴士再顶着寒风沿海岸步行好一阵子过后，我们终于如朝圣者般抵达了充满传奇色彩的目的地。
坐落在这篇荒芜风景中的愿景小屋还处在附近两个核电厂的阴影之下，我们必须离开大路，穿过一片海滩，再穿过一个卵石垒就的花园，其中布满了由浮木和其他捡来的废弃物拼出的图案。这些雕塑像是些沉默的哨兵，守卫着贾曼种下的多年生野花：野罂粟、淡蓝色的山萝卜和深红色的缬草。一个和善的渔民邻居一边费劲地寻找钥匙，一边招待我们喝了一杯茶。我们坐在一个经历了某次船难的鹦鹉旁边，应该是哪次的大风把它吹上岸的，但已经看不出来原本属于船哪个部分的装饰。我忍不住想，找不着钥匙这件事简直是命运的安排，让我们感受一下此刻温馨的气氛。还有什么比像贾曼本人一样、在跟这些邻居的交往里感受愿景小屋更合适的方式呢？然后我们的主人找到了他工作室的钥匙，我们才走进了小屋。
进入室内后，我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来探索贾曼的避难所。在这里面走来走去就好像在进行一场关于贾曼公共以及私人创作生涯的旅行。柜子里放满了他高产的艺术实践的纪念品：他的电影《圣巴斯蒂安》（Sebastiane，1976）、《暴风雨》（The Tempest，1979）、《卡拉瓦乔》（Caravaggio，1986）的场记板，以及《花园》（Garden，1990）的笔记本——这部电影就是在愿景小屋拍的。房子的墙面、桌子和柜子上都放满了从附近海滩捡回来的各式物件儿。绿巨人的小雕像坐在一块小小的石头上，脚边是一只塑料小青蛙。一些被海水冲刷得坑坑洼洼的砾石绑成项链挂在墙上。浮木和石头摆成祭坛的形状，用来供奉一些早被遗忘的异教神灵。碗里则盛着一些光滑的海玻璃。这些都是一位并不将自己局限于剧场或是电影实践的知识分子留下的痕迹。贾曼还有一个专门用来画画的房间，这些画挂满了房子的各个角落，好像画家才刚刚放下调色板不久。刷子、颜料管，用来调色、沾满了经年积累下来的颜料的凳子，可以看出那些小幅的岩浆般的抽象绘画经历了多么混乱的绘制过程。
起居室是整个房子的心脏。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艺术家精心培育的花园以及周围荒凉的景色，简直像是电影截图。贾曼病重之时常常在这里度过下午的时间，晒太阳、写作、思考。坐在贾曼的沙发上望着窗外，我禁不住想到《蓝色》和克莱因。克莱因把单色画看作“通过自由之窗，沉浸在无边无际的色彩之中的可能性”。贾曼的窗景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他在园艺的艺术中找到的无尽的生之可能性。“花园即是风景”，他的朋友霍德华·苏雷（Howard Sooley）曾写道。“它一直通往天边。”
凯斯·柯林斯过世两年后，愿景小屋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贾曼的长期合作者蒂尔达·斯温顿（Tilda Swinton）发起了一个倡议，希望在2020年3月31前筹集350万英镑来拯救愿景小屋以及里面的档案，避免其被私人出售，并且将这个地方改造成艺术家、作家、园艺师、学者、行动主义者、电影人的驻留空间。我想再没有比这更合适集中精神创作的地方了。如果这个计划成功，愿景小屋就不再是一段被封存的记忆，而是一段活跃的记忆，不是纪念碑，而是仍在等待未来合作者的有生命的遗言。离开小屋时我们回头看到贾曼刻在房子外立面的约翰·多恩（John Donne）1633年的诗《太阳升起》（The Sun Rising）的节选。其中最后一节像是一个充满使命感的宣言：
你只需照耀我们这儿，你的光芒便能惠及四面八方；
这张床就是你的中心，墙即是你的苍穹。
贾曼的天赋不仅在电影。而更在于坚信诗歌对人的启发和改造。如果足够幸运，愿景小屋将为更多的人提供一个创作的避难所，在这片海滩上延续贾曼的旅程。
道格拉斯·佛格（Douglas Fogle）是一位居住在洛杉矶的写作者和独立策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