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伦敦的艺术学院内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活动和杂音，同时也表现出了非凡的团结精神，这与所谓“精英”学校（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金匠学院[Goldsmiths College]以及伦敦艺术大学[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其中包括了中央圣马丁学院[Central Saint Martins]、伦敦时装学院[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切尔西学院[the Chelsea]、坎伯韦尔学院[Camberwell]、温布尔登艺术学院[Wimbledon Colleges of Arts]和伦敦传播学院[Londo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以及我工作的斯莱德美术学院[Slade School of Fine Art]）之间典型的竞争气氛背道而驰。在罢工开始之前，这些学校的员工开始共享信息，组织罢工薪酬募捐活动，以及计划在3月5日举行一次大型跨校会议。这些行动在学校内部和学校之间建立起了联系，有效地抵消了一般高校中劳动力原子化的倾向，这点在大量的临时雇员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当前英国大学罢工浪潮的起因是什么？它的实际开始时间是2020年2月，但这种愤怒可以追溯到两年前，当时有61所共享同样养老金计划的大学展开了14天的罢工，以此反对英国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UK，UUK）——高等教育的国家代表机构——提议的终止高校退休金计划（Universities Superannuation Scheme，USS）固定福利部分的政策，这一变化意味着大学普通员工在退休后可能损失24万英镑。普通教职工组成的大学学院工会（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Union，UCU）在此次活动中变得更活跃，我们现任秘书长乔·格雷迪（Jo Grady）当选。 2019年10月又进行了两次罢工投票，其中之一继续反对大学联盟退休金计划的变更，该变更规定我们的退休金缴款从2019年4月的8％增加到10月的10.4％。另一轮投票扩大了罢工的基础并覆盖了国家薪酬协议中所包括的所有英国大学，罢工围绕着“四大斗争”展开：薪酬、工作量、平等权利和临时工。在英国，如果罢工投票结果要得到认可，必须有50％的成员投票率。但一些大学没有达到2018年11月60所大学共同举行的为期八天的罢工的门槛，只得重新投票，这也导致了目前英国高等教育史上最大规模的停工，74所大学的员工参与了罢工活动。
这次罢工有时感觉像是十年来英国反对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斗争的高潮：从学生占领和反对2010年学费上涨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到声援伦敦大学清洁工的运动和抗议——长期以来他们都在组织激烈的抗议活动，对抗标志着高等教育机构冷酷管理行为的种种形式。我与金匠学院讲师玛丽娜·维斯密特（Marina Vishmidt）和艺术家汉娜·布莱克（Hannah Black）共同组织了一次活动，该活动由MayDay Rooms（一个档案和组织空间）主持，我们邀请了一群来自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研究生和大学生。我们听他们分享了“食堂解放”的故事，他们受黑豹党的“免费儿童早餐计划”（Free Breakfast for Children Program）的启发，反对在警察出现在校园里，学生们占领了学校的自助餐厅，他们拒绝刷身份证件/支付卡，并且自行甚至帮助他人取餐，从而抗议大学垄断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手段。那一刻，我们在伦敦罢工的时间表和地域似乎都在扩大。一种浪漫的、潮涌般的感觉不仅使我们与劳工运动以及反对国际教育市场化的运动联系在一起，也把我们与近十年内关于住房问题、反对国家暴力以及声援土著居民的斗争联系在了一起。
由于十年来的削减和紧缩措施，英国的许多机构在罢工期间都面临着具体的战斗。弗朗西斯·科纳（Frances Corner）被任命为金史密斯学院院长，她以“进化中的金史密斯”（Evolving Goldsmiths）的名义——讽刺的是，用的竟是一个时常与社会正义联系在一起修辞——实施的一系列灾难性计划无非是一种公司重组策略，这与她在担任伦敦艺术大学副校长期间的行为如出一辙。作为回应，学生和教职工迅速动员起来，组织了“反抗金匠”（Revolting Goldsmiths）运动，该运动恰逢这次罢工。在伦敦艺术大学，现有2,500多名教职员工签订的是缺乏保障的“助理讲师”（Associate Lecturer）合同，这成为了罢工的重点，并与学院以低薪外包的工种——清洁工、安保人员和维修人员——的抗议活动联合起来。在皇家艺术学院，根据罢工活动整理的数据，90％的学术人员签署的是“零工时”（zero-hours）或其他缺乏保障的合同，完全无法保证他们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水平，这也是2016年UCU的“高等教育不稳定工作”报告中全英最高的百分比最高的学校。在去年11月罢工的最后一天，在伦敦大学学院，来自UCU和代表清洁工、安保人员和搬运工的英国独立工人联合会（Independent Workers’ Union of Great Britain，IWGB）的成员都参与了罢工。这几乎使得学校关闭，而且切实地反抗了大学管理部门不断根据种族、阶级、移民身份和性别强化劳动分工的做法，尽管提高平等、多样性和包容性已经一再被提及。
在伦敦之外，对于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艺术系的员工而言，此次罢工和学校资源、人员以及资金不足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并不陌生，过去十年中，整个英国高等教育的艺术和人文学科都在贬值。在格拉斯哥艺术学院（Glasgow School of Art），工作人员描述了学生给予罢工的极大支持，他们组织示威活动，参加纠察队并形成反对高级管理层的阵营，而管理层实际是与日常的教学生活脱节的。
这次罢工对过去十年关于艺术和劳动的辩论提出了挑战，这个对话过去可能过于侧重于艺术劳动，而不是我们作为教师从事的其他形式的工作，因此未能强调艺术家作为不稳定劳动力以及学院中已经普遍化的职业模式。通过理解我们作为艺术家（或以我自己的例子而言，作为写作者）和作为大型、笨重并且时常“有毒”的机构雇员的双重地位——这些看起来似乎超出了我们的影响力——艺术教育者可以对我们作为劳动者的身份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希望认为自己是通过选择“创造性”的职业道路而逃脱了这种身份，甚至当这些工作以繁重、低薪、合同不完善以及行政和官僚主义的形式出现时，我们感到的是一种个人的挫败 。但正如罢工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失望不仅会导致唯我的、个体化的抱怨，而且会使得我们误认为我们是工作场所运营中必不可少的劳动力的一部分。当然，艺术和知识劳动有时仍然会微不足道，徘徊在非实用性劳动的领域，但是当我们受雇时，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并且不采取行动，我们就把自己放在了被雇主嘲弄和剥削的位置上。在我撰写本文时，UCU和USS以及大学和学院雇主协会（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Employers Association）之间的谈判似乎正在取得进展，但我们仍然会在夏季和秋季举行罢工活动。无论如何，任何乐观的情况只会是因为罢工中压力、人数和对罢工的坚定程度提升而产生的。
感谢所有参与罢工以及通过WhatsApp和IRL贡献了故事、统计数据和精力的人，他们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帮助。永远团结！
文／ 拉恩·阿布斯·戈加蒂（Larne Abse Gogarty）
译／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