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当这一切刚开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去超市买东西。其次是想看看大家的情况如何。艺术界，尽管充满了各种缺陷和分裂，仍然是一个群体，而且是我身处其中的群体。当它在今天这种时候——说得好像过去我们有过类似经历一样——浮华褪尽，剩下的就只有人。接下来几周，我会找这些人聊天，聊聊他们的物质状况、情感状况、身体状况、经济状况等等。
—多梅尼克·阿米拉蒂（Domenick Ammirati）
过去几年间，我一直非法居住在一家前殡仪馆的漏水车库里，当室内装潢还风行使用木板墙的那阵子，殡仪馆被改造成了一座办公室——现在我亲切地称它为“茅屋”（the hovel）。手停口停，没有存款，拖着一屁股学生贷款的债务——这样的我不可能在纽约市内租到任何正经的房子。当我在Craigslist上看到这座房子的时候，一位藏家帮了我一个大忙——毕竟，“茅屋”是一个超级划算、绝无仅有、纽约市不可能再找到第二座的工作空间——他帮我签下了租约。最后，出于种种原因，我完全搬了进来。这里有一个淋浴间，两个洗碗槽；想办法藏进去一张双人床和电热炉简直易如反掌。衣服只能放在文件柜里，不过我再也不用担心要付两份房租了。
当然，房东从来不愿意签一年以上的租约，因为空间被划为商用，每年他都要来“敲诈”我，把月租往上涨个一百美元。虽然我的收入从来赶不上租金的上涨速度，但不管怎样还是撑下来了。随着房租节节攀升，最后我只好分期付款，每周微薄的收入里百分之五十到八十都要装进给房东的信封。每月有一周，我的电话费和网费账单同时送到，那一周里，扣掉上班需要的地铁卡的钱，我的生活费就只剩零到二十美元。
2月28日，我收到一封信，本以为是续租合约和又一次涨价的通知，还盘算着必须想办法奇迹般地应对。打开一看，发现是最后的账单。房东要我4月1日前搬走。自然反应用恐慌和害怕给我调了一杯强力的脑神经化学鸡尾酒，上面还飘着一小片轻松。我放下信，去了一个朋友在切尔西的开幕。这时候，冠状病毒仍然是一个你在聊天时可以选择跳过的话题。我们主要担心的是，我们这帮人聚在活动后自助餐的肉类拼盘前大快朵颐是不是真的没问题。
我在一家夜店做那种上班时间可浮动的自由职业记账员。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工资是十五美元一小时，现在涨到了二十二美元，每周最长工作二十一小时。我挣到的钱，包括除了记账以外能接到的任何活儿，都远远不够基本生活。我永远找不到足够多报酬丰厚的工作来填满剩下的时间。做艺术非常费时，而且即便我的很多作品都是用现成物做的，还是会产生一大笔开销。我喜欢我的工作，但是当酒吧生意不好的时候，我的上班时间被砍掉更多，真的有点儿艰难。不过，当我需要去外地参加展览或者集中时间做创作的时候，我又很感谢他们在时间上的灵活。我可以预料到收入的减少，自我隔离以削减开支，专注于绘画。我每天吃两顿饭——燕麦片和电饭锅煮的小扁豆——在YouTube上订阅一个免费的瑜伽频道，用禅宗对抗不稳定性，叶子省着抽。从某种意义上说，隔离开始以后，我的生活其实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三月到了，新冠调大了音量。我跟夜店的老板们说起我不稳定的生活状态；从4月1日起，我想增加上班时间，干啥都行。一个星期以后，和纽约所有酒吧、餐厅一样，他们也关门了。圣帕特里克节（3月17日）当天，我打破了在家防疫的禁足令，去帮老板们清点账目，同时把能收进冷藏室的食物都收进去，以及完成其他一些悲哀的必要任务。我成功地解救了一批还没来得及变成莫吉托就失业的鲜薄荷叶；香味儿从我包里飘散出来，像一剂伤感的鸦片，我们一起步履蹒跚地走回家去，都有点儿蔫儿，都无根无依，而且都无限期地失去了工作。
因为疫情期间房东不能驱逐租客，我的茅屋危机暂告一段落。后来听一个朋友说四月空出一间卧室。我详细打听了一下，决定租下来。我不知道五月之后上哪儿去找租金，但想想现在人人都跟我过去多年一样如履薄冰地活着，我也感到没那么孤单了。
惠特尼·克莱弗林（Whitney Claflin）是一名现居纽约的艺术家。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