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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混沌子画廊（CHAOID GALLERY）在纽约非营利机构线蜡空间（Thread Waxing Space）宣布启动，为此，策展人兼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教授沃伦·奈迪奇（Warren Neidich）组织了一场题为“作为神经生物实践的概念艺术”的群展，集结了关系美学大咖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on）和利亚姆·吉利克（Liam Gillick）、装置艺术家杰森·罗德斯（Jason Rhoades）以及后概念主义者乔纳森·霍洛维兹（Jonathan Horowitz）和雷纳·加纳尔（Rainer Ganahl）等一批人创作的各类与现象学以及大脑相关的作品，并将其全部归入当时刚问世没多久的新门类——“神经美学”之下。奈迪奇本人也是一名艺术家，过去当过医生，“神经美学”是他1990年代中期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的一系列讲座中发明的术语，用以描述全面覆盖我们日常生活的信息技术的加速，及其对大脑发育的影响。对奈迪奇来说，后工作室艺术对挪用、文脉主义以及符号漂移的关注尤其适于用来理解这些影响。
“神经美学也许可以从杜尚式的意义来理解，”他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声称，“神经美学是一个现成品，我们把它从基于科学范式的原始语境中拎出来，将其重构到一种基于美学的语境中去。”他将丹·格雷厄姆（Dan Graham）、索尔·勒维特（Sol Le Witt）等概念艺术家指为先驱，认为此后的一代艺术家承袭他们开创的先例，在日益技术化和货币化的社会与其极度活跃的视觉文化之间起到了调解者的作用。神经美学的目的并不是让神经学和美学合体，而是将前者从其使用惯例中抽离出来——就像杜尚对酒瓶架和自行车轮的处理那样——用更加接近心理动力学的方式来重新审视它的工具，以绘制诸如颜色、记忆以及空间关系等认知类别的功能谱系，以此揭示“成为大脑的想法”（借用奈迪奇的说法）。
混沌子画廊是artbrain.org和《神经美学期刊》（Journal of Neuroaesthetics）的一个分支项目，由奈迪奇和艺术家娜塔丽·安裘丝（Nathalie Anglès）在1996年创立，致力于通过批评和策展在当时仍处于萌芽阶段的媒介艺术中传播神经美学理论。尽管奈迪奇和安裘丝的关注点并不只局限于新媒体艺术，他们在信息技术、神经学和生命政治学交叉领域的实践却说明了新媒体快速进化的信息平台和视觉风格是多么需要实时编码：不仅制作这类作品的软件需要不断更新，在技术框架之外描述此类体验作品的词汇也需要不断升级。女权主义理论家（Rosi Braidotti）指出，在后人类主义推动下，理论在千禧年的艺术和人文学科中再度复兴——后人类主义强调包括机器智能、动物环境（Umwelten）以及地球生态学等非人类中心的知识形式，从而对我们预设人类知识所拥有的普遍性以及大脑所具备的稳固与自足性产生了去中心化的作用。作为该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artbrain.org通过与西尔韦尔·罗特兰热（Sylvère Lotringer）、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比弗·贝拉迪（Bifo Berardi）、毛里奥奇·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和雅恩·穆利耶·布唐（Yann Moulier Boutang）等理论家的合作，为诸如神经可塑性、后种系生成和心智政治这些后人类概念的普及做出了贡献。
混沌子画廊在2000年代及之后持续地举办了多场展览（“可感性的再分配”，2007；“艺术和心灵感应”，2016），为戈登和吉利克，以及在科学、技术和媒介之间创作的较年轻的艺术家们，如托马斯·萨拉切诺（Tomás Saraceno）、杰里米·肖（Jeremy Shaw）、乔丹·沃尔夫森（Jordon Wolfson）和瑞安·特雷卡丁/丽兹·菲奇（Ryan Trecartin/Lizzie Fitch）的装置和互动作品提供了空间。不过artbrain.org主要的机构工作还是艺术周边的会议组织以及出版计划，包括《认知建筑 | 从生命政治到心智政治》（Cognitive Architecture. From Biopolitics to Noopolitics，2010）和《认知资本主义的精神病理学》系列（The Psychopathologie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2013-2017），在这些出版物中，神经美学逐渐采取抵抗的姿态，作为“一种反霸权，抵制神经经济的种种策略，这些策略试图对神经公域及其孕育的自由思想进行私有化和正常化”——也就是奈迪奇所说的晚期认知资本主义。
今年七月，为纪念其成立二十五周年，artbrain.org将举办“行动主义神经美学”（Activist Neuroaesthetics）线上会议，探讨基于大脑的政治形态的最新变化，以及新媒体和神经技术的共生关系。标题上加入显眼的“行动主义”一词，与现在流行的实证主义神经美学区别开来，后者是一门单独的学科，关注如何利用脑扫描图像或数据集，对美学经验进行量化和技术应用。（在三月通过Zoom直播的初期研讨会上，奈迪奇与维多利亚·皮茲-泰勒[Victoria Pitts-Taylor]、查尔斯·T·沃尔夫[Charles T. Wolfe]等认知理论家们悉数了在神经科学、精神病学和视觉艺术几个彼此竞争的领域中关于大脑的一些激烈辩论。这些辩论中最重要的议题是在后技术爆发时代对曾经所谓的前卫艺术进行吸收和管治的过程中，艺术市场、公司和大学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临床科学和人文学科在大脑技术化的道德伦理上存在怎样的分歧。）实证主义神经美学不仅包括神经生物学家赛米尔·泽基（Semir Zeki）绘制与诸如爱与美的情感经验相对应的外皮层活动的做法（在2006年发表于《艺术论坛》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乔纳森·吉尔摩[Jonathan Gilmore]将这个分支的神经美学批判为“把艺术模棱两可地简化为大脑科学”），同时也包括谷歌、脸书和脑机接口（Neuralink）等技术公司偷偷将其研究用于开发人工智能（从面部识别到智能尘和神经织网的发展），通过编录和扭曲大脑的情感能力以获取更大利益的操作。
除了线上会议以外，在柏林罗莎·卢森堡广场艺术协会（Kunstverein am Rosa-Luxemburg-Platz）举办的展览展出了很多之前在混沌子画廊和《神经美学期刊》上出现过的艺术家的作品。展览分为三个部分，按照奈迪奇和联合策展人苏珊·普林茨（Susanne Prinz）以及莎丽塔·胡恩（Sarrita Hunn）的说法，每个部分都代表认知资本主义的一个主题：“无器官大脑”（至6月12日）、“睡眠和替代意识状态”（6月19日至7月17日）以及“心灵感应和新劳动”（7月24日至8月21日）。奈迪奇自己的霓虹装置《帕特农神庙石雕记录》（Parthenon Marbles Recorded，2021）为第一部分展览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核心。该作品底部由类似埃尔金石雕的一部分废墟雕像组成，雕像上方悬挂的是一个大脑扫描的卡通图，其间点缀着若干政治和机构热词（奇点、去优化事件、英国脱欧）、表情以及潦草的涂线。这种过度肥大和高度活跃的神经梦境在特雷卡丁和菲奇充满致幻色彩的录像《物件坠落》（Item Falls，2013），以及塔比塔·雷泽尔（Tabita Rezaire）饱含心理萨满意味的《高级连接》（Premium Connect，2017）均能找到对应。这些录像作品展现了超电子或超感官图像不同的潜力：前者是一个受真人秀启发的角色扮演游戏，片中人物怪诞得如同人造人；后者让西非约巴鲁族哲学家索菲·奥卢沃勒（Sophie Oluwole）讲解数字化的源头如何存在于古代占卜术，是对认知去殖民的一次非洲未来主义冥想。
“无器官大脑”展览里的另一些作品，比如戈登的临床心理学装置《30秒文本》，（30 seconds text, 1996）（原型取自1905年的一份医学报告，报告中所记录的人物在被斩首之后双眼仍然盯着观察者30秒钟），杰里米·肖的系列摄影“看不见的潜力（塞洛西宾乌托邦，a.2）”（Unseen Potential [Psilocybe Utopia，a.2] ，2021），以及包豪斯艺术家阿尔弗雷德·艾哈特（Alfred Ehrhardt）的显微摄影《脑桥纤维束（人）》（Faserzüge der Varolsbrücke [Mensch]，1939），共同呈现了各种不同认知图像的科学史，同时证明了意识的变幻莫测。这样一来，这些作品似乎为奈迪奇所谓的“无器官大脑”提供了注解，认知在这里已经脱离了任何组织程序或格式塔。就像德勒兹著名的“无器官身体”一样，奈迪奇的大脑是一个被解放了的装置——高密度、可塑的和游牧式的。它首先是一个关于抵抗的比喻，通过对神经回路的不断重塑和审美刺激，超越了对心理的抓取和控制的体制，孵化出激进的主体性（“后殖民、后人类和后资本主义”）。
神经美学对库兹韦尔式（Kurzweilian）的“后一切”未来时态的迷恋催生了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它冒着被两个学科指责的风险，试图在神经科学的决定主义以及美学的主观主义之间穿针引线。再者，它必须在科学和艺术的前沿保持警觉，持续侦查与解密的同时，抵制为上述两个领域提供保障的资本本身的加速节奏。遵循之前对后工人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的批判逻辑，有人可能会反对，行动主义神经美学将紧迫的权力问题全部归属于知识或数字劳动的符号之下，等于默许了阶级和教育层面的差异，而且坚持越来越精细和趋向技术官僚化的技能与词汇储备，有可能导致它最终倒向它原本想要抵抗的异化。然而，这样的批评忽略了一点：当资本企图渗透到工厂和市场之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产生的剥削点亦成倍增长着，从休闲和性乃至睡眠和无意识无所不包。神经美学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一个“混沌子”——名为“混沌”，内里其实是一个抵抗混沌的主体化组织策略或结构——通过恢复媒介和心智、信息和感官的平衡而使我们脱离监控资本主义的心理病理学。如果我们切断了艺术在这方面的辅助治愈和修复的潜力，我们将会自食其果。
埃里克·摩尔斯（Erik Morse）是一位艺术写作者和讲师，目前正撰写他的第三本书。
文／ 埃里克·摩尔斯
译／ 卞雨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