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今年四月，宾夕法尼亚大学向公众承认，在1985年5月13日警方轰炸西费城MOVE聚居区（MOVE是一个主张无政府原始主义的黑人激进环保组织）中丧生的受害者的遗骸被移交给了1969年至2001年任教于宾大的人类学家阿伦·曼恩（Alan Mann）。曼恩的任务是对这些人骨进行法医鉴定；目前遗骸被认为分属于特里·阿非利加（Tree Africa）和德丽莎·阿非利加（Delisha Africa）两人或两人中的一个人，她们死时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二岁。遗骨被转岗至普林斯顿大学的曼恩带走，但后来被送回宾州博物馆，过去五年一直保存在那里——而这么多年来，两名孩子的母亲一直以为女儿们的遗体早已入土为安。简妮特·蒙格（Janet Monge）教授在她的法医人类学课程上，把一部分盆骨和股骨的碎片用作“案例分析”，并极为生动地描述了遗骨的尺寸多么小以及它们承受了什么样的损害，还提到它们闻起来“类似老式润滑油”。2017年，费城卫生事务专员托马斯·法利（Thomas Farley）曾命令将另一批爆炸受害者的遗骸进行火化处理，但结果今年五月中旬这批遗骨却被发现一直放在费城市法医办公室的地下室里。
这些侮辱性的新闻被报道出来不久前，宾州大学刚刚宣布了萨缪尔·乔治·莫顿颅骨收藏（Samuel G. Morton Cranial Collection）的遗骸归还计划。这一解剖学收藏的原始所有者和名称来源都是费城出生的自然科学家萨缪尔·莫顿，十九世纪他在人种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为主张肤色差异（即种族差异）乃是物种差异的种族主义论点提供了科学依据。尤其是，他在其有名的著作里曾经宣称，人的智力可以通过颅骨尺寸推测出来，因此他满世界搜集颅骨作为证据，其中就包括不少受奴役群体的头骨。宾州大学在声明中为“不道德持有人类遗骸”道歉，并发誓“要重新评估其对人类遗骸的收藏、管理、展示和研究工作。”
大西洋彼岸，柏林自由大学的施工队于2014年7月在校园里发现了一个埋满人骨的坑。经法医鉴定，这批体积250公升的人骨碎片混合了成人和儿童的遗骸，埋葬时间大约在几十年前，被怀疑属于当时人称“死亡天使”的纳粹军医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的实验对象。门格勒曾经利用关押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和其他犯人进行残酷无道的种族主义实验。自由大学坐落于威廉皇帝人类学、人类遗传学和优生学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Anthropology, Human Heredity, and Eugenics）旧址上，该研究所是德国顶尖的种族优生学研究机构，其一部分建设和研究工作在1930年代还接受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门格勒在集中营里的研究为他的导师，也是当时威廉皇帝研究所的所长奥特马尔·冯·费许尔（Ottmar von Verschuer）教授提供了做进一步分析的实物标本，包括人的骨头、眼睛、软组织、器官，以及其他部位。自由大学的法医鉴定专家们可能不知道这段机构历史，但学校教职员工和管理层肯定知道。尽管德国一向通过“反思历史”（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的文化使命表示大屠杀的记忆神圣不可侵犯，这些遗骨在发掘出来六个月之后就被悄悄送往鲁勒本火葬场火化，骨灰则埋在火葬场的地下室里。自由大学的校长君特·齐格勒（Günter M. Ziegler）不愿在校园内进行更多考古发掘，而选择进一步拉开大学与其所在地曾经发生的历史暴力之间的距离。大洋两岸不约而同的拖延、否认和亵渎行为令人闻之惊心。
对人类遗骸的收集、持有、研究、归档和展示并非什么罕见现象，而是跟博物馆及民族学档案库的殖民属性密不可分。全球很多著名机构都持有人类遗骸的收藏，包括纽约市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e），伯克利的赫斯特人类学博物馆（Hearst Museum of Anthropology），伦敦的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圣地亚哥人类博物馆（San Diego Museum of Man），柏林民族学博物馆（Ethnological Museum of Berlin），牛津大学里的皮特·里弗斯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克利夫兰自然历史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以及哈佛大学的皮博迪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这些藏品一部分是战利品，一部分是遗物，一部分是教育器材，它们揭示了帝国计划的核心焦虑。保存人类遗骸的行为里包含着一种强大的心理动机，一种恋尸癖般的冲动；长期以来，对种族化死者尸体的挖掘和自豪的展示，对遗骸所有权的全力维护（还有对遗骸同样粗暴的处理）——种种做法背后都有上述冲动的支撑。从很多方面讲，这些殖民档案库是调解文明崩溃的一种努力。
恐惧管理理论（terror-management theory，TMT）这一社会心理学概念不仅描述了个体不可避免的死亡所造成的焦虑情绪，同时还囊括了人类为了获得超越死亡或者不朽的感觉而共同享有的文化神话与实践。后者既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比如宗教里的来世观；也可以是象征层面的，比如核心家庭、艺术经典等概念代代相传，延续了文化上的自我身份。无论如何，这些“超越死亡的文化模式让我们感觉自己是一个永恒世界的重要贡献者，”谢尔登·所罗门（Sheldon Solomon）、杰夫·格林伯格（Jeff Greenberg）和汤姆·匹茨辛斯基（Tom Pyszczynski）在《怕死：人类一切行为的驱动力》（The Worm at the Core, 2015）中写道。这本书旨在阐释和系统梳理恐惧管理理论（TMT），而该理论的核心是自尊的概念。自尊驱使我们相信自己的重要性和韧性，让我们忘却了自身无法逃避的死亡命运。人类需要不断确认“我们的世界观没有错”，在这一需求的驱动下，我们反复追求个体化的意义，就像西方机构的档案库反复寻求确认帝国的真理。
这一档案库通过对殖民地人民的文化和生物材料的强占、抽象化阐释与展示，将帝国的真理作为事实，面向公众进行重新录入和肯定。阿莉拉·艾莎·阿佐雷（Ariella Aïsha Azoulay）指出，艺术这个词的当代意义实际上直到十八世纪才出现，而且与对时间的掌控欲望紧密相关：“艺术”乃是帝国迁移的一部分，而迁移迫使原住民群体进入一种线性向前的时间秩序。博物馆和档案库搜集艺术品和文物的过程属于同一个盗取和掠夺的过程，也是“拒绝接触和参与跟他者共享的世界的一种方式。”博物馆及其档案库代表了白人至上主义根源上的虚构叙述（比如科学种族主义），对西方文明没落的斯宾格勒式的忧虑和警惕（最明显的例子是塞缪尔·亨廷顿广为人知的白人民族主义学术著作——1996年的《文明的冲突》和2004年的《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以及被边缘化人群寻求解放、要求扩大自决权利的运动对白人特权提出的挑战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一档案库中，黑人奴隶的头骨和黑人革命者的遗骨都是证物，确证了那些曾是帝国的财产并被帝国消灭的个体的存在——归还它们将是朝向修复历史创伤迈出的极小但必要的一步。
这种知识屠杀乃是深刻的异化，它产生于下述双重行为：在试图消灭一个民族的同时，按照其殖民地统治者的反面来重新创造他们的形象。此处，知识屠杀（epistemicide）也定义了为证明种族差异的优生学假说而对实际遗骸所进行的维护和保存工作。Eunsong Kim在她的文章《保持|未|征服》（“remain |un|conquered”）中描述了档案储存设施如何被设计成冰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空间；受缚其中的文物则被固定在“物体不朽的状态中”。她将博物馆比作使物品困于时间内部的陵墓，认为这明显延续了殖民主义对种族化空间的生产，同时考察了博物馆和监狱的共同演进。物品被保存在经过精心控制的气候条件下，保证它们“不会被触碰，不会受潮，不被环境影响，不会过热也不会过冷，不会受制于难以控制的气温变化。”讽刺的是，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保护措施使物品不可能获得任何机构提供的既定框架以外的“背景和历史”。这样一种氛围在克里斯蒂娜·夏普（Christina Sharp）关于反黑人天气（anti-Black weather）的论述中找到了自然的补充：她将博物馆档案库冰冷的人工生态与改变了黑人存在的破坏性气候并置，正是后者把黑人人格从其不同的社会条件中抽取出来，用白人统治的结构框架取而代之。
在为帝国服务的过程中，这一可怖的档案库永久化了两件事情。第一，对文明衰落的死亡恐惧与征服自然界（全球各地的原住民被认为是该自然界的一部分）的欲望紧密绑定在一起。维系文明的焦虑和勤恳跟拒绝返还文物的态度之间有一条共同的线索，那就是西方对永恒的迷恋（将心理学与本体论联系起来的话），这一点很可能跟其他文化认识发生冲突，因为在后者看来，有些东西并不需要永远存续。拒绝归还遗骸和文物是永恒性生产的一部分，也是对死亡的阻断：因为没有丧葬仪式，永久保存妨碍了从生到死的正常过渡（又或者，挖掘已经下葬的尸体妨碍了死者迈入族群祖先行列的过程；托马斯·杰斐逊因发掘蒙蒂塞洛附近的印第安土墩墓，被许多人誉为“美国考古第一人”），对很多死于“非命”（例如集中营劳动，殖民者带来的疾病，因牲畜及其他生活资源被剥夺而陷入的贫困等等）的人来说无异于死后的再度伤害。另外一些文物，比如目前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复活节岛摩艾石像“ Hoa Hakananai’a”被岛上的原住民拉帕努伊人（Rapa Nui）认为是他们祖先的化身。在要求大英博物馆归还1868年从岛上奥龙戈（Orongo）村被非法盗取的石像的同时，拉帕努伊人还制作了一件手工雕刻的复制品，以替换原作。博物馆借口“巨大的公共利益”拒绝交换，表明原住民的原创性在其框架下乃是一种恋物的对象：这场博物馆学辩论的核心问题在于，谁代表所谓“公共”第一部分，谁的“利益”更重要？
其次，机构在保存文物的过程中还受到西方产权制度的护持。原住民团体的无数次抗议和组织活动才换来了1990年《美国原住民墓葬保护与归还法》（NAGPRA）的通过——该法案规定所有接受联邦资助的机构有义务归还原住民的文化物品，并列出了在印第安保护区或部落居住区偶然发现的文物应遵循何种归还程序。然而，针对美国非裔族群的墓葬或遗体却没有相应的保护法案，同样，也没有任何国际立法能够引导跨国文物归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要求机构提高有关非裔美国人遗体去向信息的透明度，与此同时，在特里·阿非利加和德丽莎·阿非利加的遗骨被发现之后，对创立《美国非裔族群墓葬保护与归还法》的呼声再度高涨，人们呼吁对美国国内缺少保护的非遗族群墓葬地实施保护，同时对接受联邦资助的“人类遗骸收藏……进行全面公开盘点”。
文物归还完全依靠机构自由裁决，而且大部分机构都决定继续占有这些掠夺品，如此现状使得我们有必要对后殖民时代博物馆的目的和宗旨做出诚实的检查。贾斯比尔·普尔（Jasbir Puar）将“定居（殖民主义）博物馆的监禁聚合体”描述为一个有利于士绅化和拆迁，武器制造，监狱建设，公司腐败和精英洗钱的物质母体网络。博物馆只不过是国家圈占自然和人力资源，以及与私人资本合谋中的一只触角而已。它本身不能被去殖民化，但我们可以也必须从金融寡头手里夺回对其日常运作的控制权，使其更加民主化，并对反殖民的公众负责。2003年，新西兰政府授权其国家博物馆蒂帕帕国立博物馆（Te Papa）制定了一个文物返还计划，从国际机构收回毛利人和莫里奥里人遗骸——包括遗骨和带有面部纹身的毛利人头颅。“奥特亚罗瓦呼唤回归计划”（Karanga Aotearoa Repatriation Programme）在与当地社区持续的对话过程中，扮演了他们的代表和保护者的角色，其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回遗骸，归还给其后人埋葬。博物馆不能再充当强盗贵族（无论是过去的还是今天的）战利品的展示柜了；为了继续存在下去，它需要返还与变革。
佐依·萨穆德吉 (Zoé Samudzi)是一名艺术写作者，社会学家，主要研究德国帝国主义与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大屠杀。
文／ 佐依·萨穆德吉
译／ 卞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