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为何要学习藏文和阿拉伯文，也许可以通过对一段时间的安排来理解：过去的两个半月左右，我尝试同时在一个周五的早上，两种语言课仅隔两小时的间隙时间，来安排学习。对于时间的亲近和亲密，有一种无所畏惧的拉拢，而这样的拉拢行为，发生在记忆力和学习能力都与孩童时不能相较的阶段。我能感受到的是身体里发出的驱动力，舌尖和辨识神经充斥着各自的熟记。投入学习的机缘充满了孩童式的勇敢无知，在这个无知中，包含了各种遗忘：我忘记了我应当仅仅是“汉族”，我忘记了当代国家建立的标准和手法，我忘记了家里花钱让我学到观看世界的且具有唯一性的后殖民批判眼光，我忘记了各档综艺里群众能达成共识的民族代表和荣誉，我忘记了一个国家熟练地在媒体里使用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内容，我忘记了属于我父母和属于他们父母的遗忘，我忘记了时间与历史对于祖先知识和文化的混淆和制作，我忘记了我已经掌握了两门“实用”的语言，也忘记了语言在经济社会中如何被定义它的“功能性”，我甚至忘记了学习一门语言需要的时间和越走越艰难的上坡路。我学习的初衷便是忘记这些我已学会的知识，因为它们应当被质疑。去学对我而言是新、却一直存在的知识，也更因为愿意去接受另一些充满可能性的现实，我意在学习这些早已存在的可能性。
不同社会领域的语境中，对于“学习”与所拥有的“一生”的时间概念，都有各自在一定程度上能将“学习”和“一生”平衡的认识。若不涉及领域里边包含的权力的系统与运作，简略而言之，即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比如在环境正义的领域，涉及的根本是如何认识与环境的关系，从而理解在其中的责任，而在这点上，学习与各地域和政治需要对抗和瓦解的具体问题有关。这些环环相扣的特例，会在时间的推动和允诺中不断地转变：认识、责任、对抗等概念和内容，则会与个体社会生命的时间胶囊所重叠。个人认为，能达到这样的共识主要根源是对其中一点的依赖和辨识：与任何知识产生联系都需要认识到知识本身所要求的关系性，即知识是认知的产物，而认知和时间之间有相对作用。关系性里既包括了局限，也包括了可能；既是个体或群体过往认知发展所生产出具凝固性的时间节点，也是对时间点之上的暂时停留的接纳（比如历史中对一个时段中的文化的判断和归纳），从而才能衍生到“新”。语言也可算是一种知识结构，因与知识一般，能以树状来理解，树身上主要和生发出次要与侧面的枝干，节点，枝条，树叶，中心，在参差和生长中描述且包容着不同。有一些枝干虽所需物匮乏，但它仍旧能长出来，而一些向下延伸至接近土壤的空间，因受到其他枝干生长的影响力，最终也会作用于一整颗树的健康。
犹如知识的亲密感，其他物体会和树之间形成各种关系网。比如处于与人共享的特定空间，在不寒冷的月份，人会对树有所帮助的移除向下的形态，或者替其整理一根枝干上无数向上节出的枝。但这些关系网络里，对于树也会提出要求，比如一根茁壮的枝干衍生到了房顶，人便会将这3-5年内生长出来的粗干从和主体连接的部分垂直切除。防不了狂风暴雨的天气，树干将会对房顶造成直接损坏。语言同是，它的生长也记录了如呼吸需求般自然的规律，饱和着时间构造的场域里，对错误的包容和对区别的宽恕。在面对不同语言的教材时，总无可避免的能意识到多种力量试图作用于它们，试图使它们适应不同的需求，而藏文和阿拉伯文二者在自身的系统中，已经对如是方式滋生了不同的抵抗力。由于我的学习处于初期，对于语言自身的抵抗力的理解更多是听说和耐心期待，但也有一些基础的认识。比如在学习藏文的过程中，很多词之所以是音译，是因为它们是后来的产物，比如ཀྲུང་དབྱང་（中央）。在学习阿拉伯文时，我曾按教材用الحمد لله – 感谢上帝，来回答كيفك – 你好吗，练习的搭档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本地女孩，她立马跟我提出，也可以用别的方式回答，比如منيحه – 好。语言的关系土壤中，它被修改，被使用，被帮助，它即可被称为关系的产物。在我家周围直接可以观看到，对树有要求的，还存在着松鼠，蘑菇，狐狸，飞鸟，苔藓，浣熊，猫头鹰等。看不到，却因了解而使新的空间能被孕育的，还有树与树之间的对话，警告，保护和关爱。语言与语言之间也如是，去认识阿拉伯语，同时也进入了“新”的空间，内部能与之对话的主体， 即在书写或发音中有彼此对话的方式的不同语言，一些在形态上具高度统一性，但却在文化、宗教、政治及地域上的传播和迁徙中生产出了区别，如维吾尔语。藏文，在书写上与笈多文，在语系中与苗瑶语系，壮侗语系，藏缅语族，甚至和乌龟岛原住民的德内语支的关系如树与树之间的相传一般，它们的对话发声于空气，电流，根茎等场域。
树的生长形态，常与人的肺相较之。支气管和树的结构之镜像，不可仅被当作一个比喻或巧合。人所需和树所需，如鱼入水般，叙述了呼吸为何是神经系统的语言。懂得如何呼吸是身体的知识，如何通过对于自身身体的了解与接纳，在有所需时安抚神经。 语言同是身体知识的一部分。在我的观察中，某类音节对一些人而言始终是困难的，原因也许可以追溯到基因中书写着的开口和舌头上卷的图案。学习藏文和阿拉伯语也是我对身体记忆试图靠近的方式，如果将世俗所加之的陌生感从脑中有意识地剔除，将语言能给予的亲近更直接的去对待，换而言之，便是去相信和拥护亲近的可能性。语言，作为呼吸的方式，也意味着去吸收时间印记里它们的区别和失手。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不时有提到有关父亲祖先的叙事。在他去世的三年中，我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去理解他生前最执着的事，即画藏族和印度人的肖像。虽有边疆写生的传统来引导故事的发展，也再掩盖不住其他的可能性，即他是在亲近冥冥之中生长出的枝干。也许在上空繁枝茂叶时，只好向土而生，但如树体，身体有自身的记忆，也如树与树之间一般，用彼此能听懂的语言，强化着这一些在表面上扭曲，或变得不显著的联系。养分通过自己一如既往的方式，灌入到该去的地方。有同事曾发出疑问说，理解了这样的事就“真的”能够解决民族性或文化在历史中等问题吗？我以为真实性在这里实有分量，因它而得到肯定的是多面性，也正是如此，才会有树与树之间通过不同场域对话的空间，“新”的空间，虽也是已经存在着的空间，此时才能被认识到。“真实”存在的维度和空间，只能在自主的确定中去打开。个体能为真实性做的是不去忌讳它的存在，能将所看所感，比如对于自身民族的认识有可能接受到的新的挑战和证据，当作知识生产的场域，而得以与多样性共存，这也是我学习藏文和阿拉伯文的原因。
遗忘的作用力，在历史政治中是最明确的，在此提出的遗忘，也是指对于知识和语言的遗忘，对呼吸和身体的遗忘。在确定遗忘发生之时，也是学习需求产生之时，去学习，得以忘却已学到的。树也会遗忘，年龄，经历，土壤，群体，环境，关系，都会使树被动或主动地遗忘，使生长的线索能体现出记忆的踪迹。将人比作一棵树，去想象着自己在有着脆弱屋顶的房子旁，于是人的枝干生长的方向也开始限制自己。但也如人作为一棵树，能在认知的一呼一吸中，移除这个如此不宜居住的房子，去拥抱有着数个枝干的身体。
沈莘创作的影像装置和行为表演，赋权力予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另类历史、关系和可能，他试图创造包含多重叙事和身份的肯定性空间。
文／ 沈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