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星期四，2月24日（第一天）：开端
今天早起就看到八个未接来电，是我父母和朋友们。起初我以为是家里出了什么事，父母联系不到我才找了我的朋友们。然后我的思绪飘向了另外一种方向，也许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基辅市中心出现了什么需要向周围朋友预警的危险。我感到一阵让人发抖的不安。我给我表妹打了电话，她美好的声音总是可以安抚我，勇敢又理性。她只是简单地说：基辅被轰炸了。战争开始了。
很多事情都有一个开端。当我想象开端的时候，我想象的是一条线穿越了一个纯白的空间。眼睛可以观察到这个动作线路的简单性——它一定始于某处又终止于某处。但是我从来没想象过一场战争的开端。奇怪。2014年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爆发时我就在顿巴斯。我从那时起就进入了战争，进入了一个雾蒙蒙的、不清晰的暴力地带。我仍然记得我在一场巨大灾难中作为旁观者的剧烈罪恶感，一个可以随意走开的旁观者，因为我的生活在其他地方。
战争已经在那里，一个侵入者，一种奇怪的、陌生的、疯狂的东西，没有任何理由地在彼时彼地发生了。那时候，我一直在问在顿巴斯的人们，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我总是得到不同的答案。
这场始于顿巴斯的战争的开端对于基辅人来说是最类似神话的瞬间，恰恰是因为人们无法理解这样一个事件是如何孕育出来的。2014年的时候，基辅人说：“顿巴斯的人，这些跟普京一个鼻孔出气的乌克兰人，把战争请到了我们国家。”这个传言中的“邀请”在一定时间里被人们当作了这场感觉完全不可能发生的战争的一种解释。
和表妹通过电话后，我在公寓里踱步良久，脑袋完全空白，不知道现在应该做什么。然后我的电话又响了。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朋友们送来了逃亡方案，有些人打来电话确认我们是否还活着。我很快就感到了疲倦。我说了很多话，持续地重复着“战争”两个字。在说话间隙，我会看向窗外，听一下是否有爆炸临近。窗外的景色是那么平常，但是城市的声音被怪异地压低了——没有小孩在尖叫，空气中也没有任何声音。
晚一点的时候我出了门，发现一种全新的氛围，一种我从来没在这个地方体验过的空洞感，即便是广场抗议最危险的日子也没有这种感觉。
又过了一会儿，我听说两个孩子在赫尔松州（Kherson）的轰炸中死掉了，在这个国家的南方，今天共有57人死于战争。这些数字变得那么得实在，感觉好像是我自己失去了亲人一样。我对整个世界感到愤怒。这种事情怎么会被允许发生，这是一项违背一切人性的罪行，是对我们生活其中并且心怀对未来的期待的共同空间的侵犯。
今晚我住在父母家。我去查看了家附近的掩体，了解一下如果轰炸到来我们能去哪里。
战争开始了。已经过了午夜。我几乎没办法入睡，再去列举这场战争将永远地改变什么已经没有了意义。
星期三，3月2日（第七天）：需要勇敢的时刻
这个城市正沉入春天的迷雾中，但天气仍然寒冷。从昨天开始，在这里，基辅的市中心，每一个街角都可以讲出一个关于战争的故事。每一个十字路口都被日夜守卫着。城市里充斥着更多的破坏者团伙，更多的暴力。看到那些守卫的男人和女人们的眼睛让我感到宽慰。在昨天拍摄的面孔中我惊异地认出了一个人，一个在我们邻里颇受欢迎的咖啡师，他会用奶泡画出美丽的白天鹅。
我听到外面另外一声爆炸。这种时候我往往被恐惧占据，我拼命思考如何在这种状况中拯救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的性命。我总是想到一连串的关系，不只是我的父母，还有我卧床在家的病弱的阿姨。也不只是我的阿姨，还有她的整个家庭，然后我又看到了更多无法截断的连结。
答案是让所有人都安全，而不只是某些个体。现在是时候表现出勇敢，去寻找强大的、有效的方法来对抗侵略者。在这一刻，我同时想到了一百种战争将如何结束的可能性。我又想象我们一起在街上跳舞。
这一天很长，而且感觉里面包含了好多天。我眼前仍然是被嗡鸣的寂静填满的空荡街道。我今天经历了很多也看到了很多，我甚至去看了一个展览。
我的朋友、艺术家Nikita Kadan在一个地下室画廊开了一个展览。他和我的父母聊着展览的标题“Tryvoha”是如何不可翻译，这个词同时意味着“恐惧”和“警戒”。
Nikita Kadan已经搬到了地下室里的小画廊里。事实上，它已经不是一个画廊了，而是一个艺术家和朋友们的避难所和公寓。昨天Nikita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参加一个他为这个画廊的收藏策划的群展。我本来是要去见他，结果警报又一次响起，我不得不留在了室内。
所以展览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开幕了，而且计划在同一天闭幕。但是他决定把展览为我保留到今天。在和平时期我一定会为这种殊荣感到无法形容的快乐，即便是现在，当城市空气中充满了凶险，我还是察觉到这种快乐的痕迹落在了我巨大不安的边缘。展览的标题是“恐惧”。
又一个空袭警报，当我下午终于要出发的时候，我父亲给我打电话让我带他一起去。虽然有点不情愿，我还是同意了。之后就变成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看展览！我父亲，我母亲和我。
我们走了很长的路，城市看上去很陌生。我们走了得有超过一个半小时——这是我战争开始以后走的最长的路。
回来的路则短了很多，短得仿佛一个跳跃。
我非常喜欢这个展览。我还在回味这些照片，以及这个在战争中观看它们、并把它们留在我记忆中的非凡机会。
艺术可以做什么？个体声音可以做什么？抵抗的勇气可以做什么，而抵抗的意义又是什么？我收到很多邮件和信息告诉我要做一个和平主义者。乌克兰人从来没有发起过战争，从来不想要也不支持战争。和平主义的价值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我长大的过程中一直听一个谚语：只要不打仗就好（лишь бы не было войны）。第二次世界大战令人战栗的记忆有些就发生在乌克兰的土地上，记忆仍然鲜活。
然而有比乌克兰大得多的价值需要被捍卫。在有些情况下，抵抗意味着救赎。这不是关于自救，而是一种从更大的暴力、更可怕的战争中进行的营救。我希望每天都有更多的人明白这一点，醒悟过来，结束这种暴力。
星期二，3月8日（第十三天）：“夜未央”
当我把今天的日期输入Word文档时，它看起来可疑又不自然。时间流逝——一天接着一天，顺序是确定的，光明之后是夜晚。同时，几乎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都与人活着应有的状态相反，我不想说“与正常状态相反”。我试图寻找一个更合适的词却找不到。这个词应该可以描述一种彻底的毁灭，但同时又保持一种可能性——许多东西仍然可以被拯救。
今天我接受了一位记者的采访。我迟到了一点，但后来我们聊了起来。有些问题让人不舒服，但我还是滔滔不绝地回答着。这位记者对我说 ：“当我听你讲述时，我感觉你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正常运转，你谈论着街上的人们......你如何意识到战争真的存在呢？”
这个问题折磨着我。当我寻找答案时，我逐渐体会到，我是如何开始为自己辩解，又是如何试图通过描述战争来证明这是一场灾难的——仿佛还可以怀疑战争是否正在发生。但是你很难描述这种规模的灾难；你所能做的就是阻止它。这是你唯一能做的事情。
当我告诉我遇到的人我正在写一份公开的日记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我说：“全世界必须帮我们关闭乌克兰的领空。你能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吗？”
我亲眼看到了那些戴着面罩的俄罗斯飞行员的脸，他们在飞机被击落后幸存下来，然后被俘。网络上有他们被审讯的部分视频剪辑。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向谁扔炸弹，我们只是得到空袭的坐标，然后服从命令。”
一位从基辅城外小镇撤离的朋友告诉我，在普京军队控制的城市区域，和平的人们正被关押起来。俄罗斯军队闯入私人住宅，将整个家庭带走。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有多高？有多少人已经以这种野蛮的方式被抓走了？这些人现在在哪里？
被占领的街区、村庄和小城镇往往是最不引人注目的。它们被淹没在新闻的洪水中。现在很少有电，所以很难与这些地区保持联系。有一些其他的声音报道了其他的困境，而且更引人注目。你更愿意听到这些声音，因为它们更容易听到，也因为你可以立即提供帮助，或者至少希望提供帮助。
普京要求承认在顿巴斯和卢甘斯克被占领土独立。他控制下的所有村庄和城镇都将被占领者消声。即使在乌克兰现在经历的恐怖情境下，允许这种进一步吞噬村庄和城镇的做法也是不可想象的。
当我今天离开我的公寓时，我看到一条空荡荡的街道。没有汽车，没有行人。在这样的时刻，基辅似乎是一个尚未有人居住的城市，一个没有现在的城市，只有过去和未来。再往前走几步，我看到两个行人，他们手里都拿着花。这是一个突破了战争冰冷墙壁的传统：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这天，人们向妇女献花。在药店外，我发现许多妇女拿着鲜花，她们都做好了在寒冷中排队的准备。一辆汽车停在药店门口，有人下车把花递给排队的人。
这座大城市还活着。某处仍有鲜花。在关门的餐馆里，人们正为基辅的防卫力量烹煮食物。在一个老年剧团当演员的老太太和老先生们聚集在一起。几年前，我母亲接任了这个自发组织的剧团的导演，这个剧团叫做“夜未央”（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现在，这些老年演员一起参与基辅的领土保卫。他们不愿意离开这个城市。我必须补充的一点是，这些富有才华的人熟记数百首诗歌，并且很会唱歌。他们有时还为他们的作品写剧本——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很难实际走上舞台了。现在他们不仅想帮忙，甚至还想加入领土保卫的队伍。我试着想象这个场面，突然意识到：有这样的保卫者，这座城市将牢不可破。
星期五，3月18日（第二十三天）：抱着猫的男人的照片
星期四很快过去了，虽然昨天没有写，但我还是想说一说。
空袭警报刚刚结束，所以我有了一些时间来集中精神思考昨天的事。确实发生了很重要的事。我写了大概15分钟，但是警报那威胁性的声音再次响起。大概20分钟、甚至是一小时后我才确定我是否身处危险之中。这样我才又有了时间写另外一段。
我在网络上浏览着一些基辅烧着的房子的照片。我把这些照片保存下来，这样就不会忘记，但是我甚至想不起来它们来自哪天——今天早晨、昨天又或是前天。
我突然想起今早看到的一张照片，一个戴着老教授式眼镜的男人站在一个几层的房子前。他穿着一件看上去有点过于宽大的夹克，脸上带着疑惑的表情，尽管看上去并不悲伤。虽然他的姿态是绝望的，但他胸前紧紧地抱着一只漂亮的长毛猫。猫紧紧抠着他，表情像是震惊。它的鼻子受伤了还在流血。这个人救了这只猫，他们一起活了下来。
波迪尔（Podil）一座高层建筑的一名居民在袭击中死亡。19人受伤，包括4名儿童。这一切都发生在清晨。戴教授眼镜的人失去了他的家。他只带着他的猫跑出了燃烧的公寓，没有随身携带其他任何东西。
我想起了几天前我在附近遇到的那对带着两条小狗的夫妇。他们都是85岁，他们说：“我们离开家时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没带任何财物。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带走的东西。”
很多网络上看到的场景在我脑海中不断闪过。我希望自己能集中精力，但我的脑海中却突然冒出了一个数字：222。这就是据说战争开始以来基辅的死亡人数，其中包括四名儿童。还有更多人受伤。我对这个数字无能为力。数字是新的，也是令人震惊的，不仅包括平民，还包括我们城市里的国土防卫队（Territorial Defense）成员。
昨天是犹太节日普珥节的第二天。我去波迪尔区的邮局取东西，在回来的路上，我决定去我朋友们庆祝节日的犹太教堂看看。
我沿着安德烈斜坡前往基辅的这个老街区，这是一条旅游街，讽刺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曾经住在这条街上，他的博物馆就在这里。这条正常情况下基辅最受欢迎的街道之一此刻在中午时分却极其冷清。我注意到在一片荒凉中有两家咖啡馆开着。我走进其中一家，点了一杯浓缩咖啡，得知店主正在向大家免费发放咖啡。他们想重新开放咖啡馆，“这样基辅人可以感受到和平仍在这里，和平将很快完全地、不可逆转地回到这里，”一位员工这样解释。
邮局门口排起了长队。我的包裹——一单各式各样的充电器——还没有到。我四处张望，隐约觉得应该买点什么。有几个选择，但没有真正适合我的。防空警报开始响起。我想和商店里的其他人多呆一会儿，并注意到我不是唯一一个在货架之间徘徊的人，他们都带着寻找和失望的目光。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呆在一起，比独自走在阳光下光秃秃的街道上回家更令人愉快。
我很勉强地走到了犹太教堂。我发现后面的祈祷室里有一小群狂欢者。他们在履行戒律——在这一天必须喝到酩酊大醉，醉到无法分辨罪犯和圣人。会众中的一个成员有视力障碍，每天都由他的朋友陪同前来，以便能参与祈祷。我的好朋友，一位艺术家，也参加了庆祝活动。每个人都拥抱了好几次，有人甚至试图暴走。但这只是一个游戏。
我回家时又选择了安德烈斜坡，其他道路似乎都不安全。
在回来的路上，我突然想到去拍摄基辅最难言喻的平庸景色，复制游客在第一次访问这个城市时会去拍的照片。我来到了雕塑公园，几个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在散步，也有一些人在遛狗。我本来想拍一张风景照，直到我突然发现天空中飘荡着紫灰色的烟雾。
我根本没听到爆炸声！或许这只是一片云？不过其他路人向我走来，满脸担忧地冲我说：“你看到了吗？那是一枚火箭! 它落在哪里了？有没有人受伤？有没有房子被击中？我们看看新闻吧！”但新闻没有提供任何信息。几天来，媒体都没有在爆炸后立即报道损失情况，以免侵略者修正目标并再次开火。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团烟雾，愤怒又恐惧。我还感觉到一些无法描述的东西。那一刻，在我眼前发生的事情是一种犯罪。火势是如此猛烈，以至于烟云不断扩大。我得对这个罪行做点什么，虽然我想不出是什么。但我知道必须要行动，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
行人们呼唤他们的孩子并迅速离开。我回到家，想写一篇日记，但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巨大疲惫。我没写一个字就睡着了。
星期六，3月26日（第三十一天）：窗上的缝
今晚我厨房的窗户关不上了。一个什么暗处的金属部件坏了，所以窗户不能完全关上。一直有一个缝隙，你可以听见风在外面呼啸的声音，我担心如果在这个区域有另外一场开火，我的公寓会被烟雾填满。已经是晚上了，我希望把窗户都遮起来。我一般都会用我的厚床罩，把这些可亲可爱的毯子挂在窗上，这下我的厨房安全了，我可以平静地度过这个傍晚了。不过虽然光线几乎绝迹，空气却依然穿透了那道缝隙。我决定找我的邻居安德烈来帮忙，他是一位医生。但是他去了一个轰炸避难所，每晚他都在那里提供医疗方面的援助。我们的这通电话某种程度上平复了我的心情，尽管这听上去有点荒谬。
“别担心，”他说。“油罐已经不再继续燃烧了，之后还会下雨。感谢那个窗缝吧，这样你晚上才会有一点新鲜空气！”
“你觉得这一切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我问道。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这只是一个走形式的问题，我们都对此习以为常了。
“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会把他们赶出去的。”
“我听说博亚尔卡（Boyarka）被轰炸了。你妈妈怎么样？”他妈妈在那个村子生活，就在基辅郊外。
“一个导弹的碎片落在了她房子附近。但她人没事儿。”在我可以找到的那个区域的照片里，轰炸的创伤就如同人咬了一口苹果一样在墙上咬了一个洞。这场面可以是《格林童话》里关于姜饼屋的噩梦插图。
“你能相信吗，他们在博亚尔卡附近分成小队打游击，对着通勤火车开枪？”他问，“反击小组们正忙着对付。”
“但是新闻里完全没报道，”我回应道。
“他们只是还没报，但是我博亚尔卡的亲戚们已经跟我报告过了。”
安德烈的其他亲戚住在切尔尼希夫（Chernihiv）附近已经被占领的村庄里。他们告诉他，俄罗斯士兵为了找酒扫荡了住宅和商店。你可以在街上看到他们，通常都醉醺醺的。他们聚集在一起对着公寓楼和巴士开枪。他们袭击连接小镇的火车。他们持续闯入村民的公寓和房屋，村民和他们交谈才知道，这些占领者对战争的进程几乎毫无了解。士兵们的智能手机都被没收了。俄罗斯的军官声称他们已经占领了一半基辅，而敖德萨已经在俄罗斯的控制中很长时间了，此外还有各种胜利的消息。这些士兵根本不知道这些村庄是哪里，他们用的是一张过期的2015年的国家地图，地名都已经不一样了。后来这些士兵想要拿走安德烈亲戚们还有其他村民的手机。他们一方面要切断村民和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想自己获得一些信息。
安德烈的声音听上去很爽朗但又带点嘲讽。他的亲戚们一直在给他打电话汇报村子里发生的一切。
我忘掉了窗户的事情。我只有在晚上听到空袭警报的时候才会想起它，伴着狂风和遥远的爆炸声飘入我的公寓。我以为我今天拍了很多照片，但是当我检查文件的时候，我才发现只拍了一点点。我拍了基辅市中心最大的地下通道，在赫雷什恰蒂克街，我在那里度过了部分童年。所有的出口都有监控，地下通道一般都有很多小商店和匆忙的行人，现在已经空空如也，只装着战争的声音，好像一个装着大海的声音的贝壳。我用颤抖的双手开始拍摄地下通道。我认为这样的小视频可以反映这个国家在发生的很多事情。但是我担心人们会误解我拍摄的原因，我拍摄的每一秒都在倒数。
我还想多写点儿关于赫斯克（Hirske）的伊丽娜的故事，她是我在一个东部小镇的熟人，我们从昨天开始交谈。但是我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伊丽娜的嫂子是一位医生，在一个被轰炸了的医院产房工作。那场轰炸上了全世界新闻的头条。她的一位怀孕的病人死了。她嫂子的父母住在马里乌波尔（Mariupol），街对面就是剧院。她母亲热衷收集旧瓷器、珠宝和小装饰物。在那次轰炸之后的几天，炸弹又击中了她母亲藏身的地窖。几乎所有人都死了，包括她母亲。她的父亲幸存了下来，但是他不愿离开马里乌波尔，他想好好安葬自己的妻子。然而轰炸如此猛烈，几乎不可能举办葬礼。这位过世的女士对瓷器的热爱全都被炸毁了，连同她的记忆。这是一个几乎没办法讲述的故事。
此刻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将重新定义我们的存在。但也不仅仅是我们的。我们必须鼓起勇气去阻止这些侵略者。这个世界将永远无法谅解自己的这些罪行。
星期二，3月29日（第三十四天）：暂时平静的岛屿
当我开始写这个日记的时候，我并没有计划写这么长，因为我总觉得战争在几天内就会结束。“这种战争不可能不马上结束，”我想，“这对谁都没好处！死亡人数比人们想象的多多了。”无论乌克兰还是俄罗斯还是整个世界的损失从第一天开始就已经是无法估量的；此后每一个小时的损失都更加地没有道理和毫无必要。
最重要的是不要站在后设的角度去回看我们此前的经验。战争中的每一天都仿佛需要马上治疗的致死疾病。我醒着的时候都在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闻，期待看到一丝转变，期待着战争之前的价值被恢复，被确认。我觉得世界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马里乌波尔的居民被驱逐或在避难所中死去；或是切尔尼希夫的居民在没有食物供给的情况下连续数日守卫着自己的城市；再或是那么多的死亡、强暴、掠夺，以及更多的死亡。
生命的柔软被保存在暂时平静的岛屿上。今天我有了一个大胆却又很难解释的想法。连我在基辅市中心遇到的士兵都依然怀念着他们之前的工作，虽然他们拿着武器，虽然他们已经去过前线。“战争前你在做什么？”我问，得到的是这样的答案：律师、技工。当我给他们拍照的时候，他们要求删除这些照片。我总是照做。在战争之后，我猜我的文件夹里将不会有什么战士或是废墟的照片了。
刚入夜的时候，在赫雷什恰蒂克街，我遇见了一位老妇人，她提着一个很重的小购物袋，所以走路很慢。我们一起朝一个方向走了一小段路后她跟我搭话：“你听到谈判的消息了吗？”她的声音急促又清晰，她实际上似乎比她那弯着腰的姿态要年轻不少。她指的是在土耳其进行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的谈判。“我们怎么能相信俄罗斯人呢？你觉得谈判能救命吗？过不了多久他们肯定又要回头来攻击我们。”她讲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充满了失望，但我还是在她的声音中捕捉到了一点希望的痕迹。她也属于那种人，认为战争难以置信并且会很快消失，就像梦一样。
今天开始于一篇乌克兰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Mykolayiv）的报道。市政厅被轰炸了。一处住宅被炸出一个大洞。炮弹把两座大楼的连接处炸开了，就好像一股毁灭性的力量在寻觅一个足够终结城市生命的重要器官一样。为什么这些图像传播得这么快？它们在抽象的维度里揭示了一种正在发生的、非人性的东西，让这种异样的疼痛变得清晰。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有12个人死在了瓦砾之下。搜寻行动仍在继续。
在谈判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曾经有一瞬间的欣愉。我以为，这是走向正确道路的一步，有些城市会变得更安全，包括基辅。这表示更多生命会得到拯救。随着谈判进行，空袭警报又开始一遍一遍地响起。在街上，我遇到一群群购物时遭遇警报、因害怕而不敢离开店铺的人。他们一直等到警报结束。
我写着写着又听到了警报鸣响。
前天我遇到了一位有些年纪的女士，她从前的工作是组织时装秀，这对基辅来说有点不寻常。她气喘吁吁，走在我身后，一直在跟我说话，我不得不一直回头看她。每天她都要走上五公里去一个工地，去给那些主人离开了这座城市的动物送吃的。很多狗和猫藏在一起，它们在惊恐和匆忙中被遗留在了基辅，现在它们在等待着它们的主人归来。
这位女士解释道，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她看到一辆车载着行李箱和包裹离开，却把一只狗留下了。小男孩哭着求妈妈带上这只小动物。但是她坚决地拒绝了。这只狗穿着一个金色的外套，在车后面跑了好久试图追上。看到这样的场景，这位女士决定给基辅的流浪动物提供食物。
当我晚上到家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遛着五只狗的女人。她提到狗的时候语调诙谐风趣。她说这些狗和家里在等她的两只猫是她没离开基辅的唯一原因。带着这么一大家子实在很难远行啊，她说。她看上去很快乐。
叶夫根尼亚·贝洛鲁塞茨（Yevgenia Belorusets）是一位生活在基辅的摄影记者和写作者，她著有《现代动物》（Modern Animal，2021，ISOLARII出版社）和即将问世的《幸运的突破》（Lucky Breaks，2022，New Directions出版社）。贝洛鲁塞茨的日记以德文在《明镜周刊》连载，由Greg Nissan翻译为英文，我们节选了她的部分日记，希望读者可以通过个体的视角来了解这场战争。
文／ 叶夫根尼亚·贝洛鲁塞茨
译／ 张思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