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是枪的问题。
惨绝人寰的恐怖事件一次次发生，我们也一次次听到枪支安全的倡导者们这样说。在我动笔写这篇文章之前，纽约州水牛城的一次出于种族动机的枪击案导致在超市购物的十名黑人死亡。紧接着，得州乌瓦尔德市的十九名儿童及两名教师丧生于另一起枪击案中。就在我对文章进行润色修改的时候，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的医院枪声再起，至少四人死于该起枪击事件，随后的周末又有更多屠杀发生。除了这些被广泛报道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以外，在美国，与枪支相关的死亡案例每天都在夺去数百人的生命。尽管美国枪支暴力的成因复杂——与种族、阶级、性别、心理健康，以及（按照Roxane Dunbar-Ortiz的说法）美国自身的定居-殖民主义和蓄奴传统互相交织——这方面为数不多的公共健康研究一直表明，枪支数量及获取渠道过多是导致暴力的罪魁祸首。
《是枪的问题》也是珍妮·霍泽尔（Jenny Holzer）2018年的一件公共艺术作品的题目。作为艺术家对同年发生的佛罗里达校园枪击案的回应，该作品重新启用了霍泽尔在1984年的作品《卡车上的符号》（Sign on a Truck）中首度探索的信息传送系统：一辆装有三块LED显示屏的厢式货车沿着纽约、洛杉矶、华盛顿、芝加哥、迈阿密、亚特兰大、塔拉哈西和达拉斯市中心的街道驶过，显示屏在黑色背景上用白色加粗的sans serif字体打出一系列文字片段，其中有的非常直接，比如“再次尖叫”（SCREAM AGAIN），“卧倒并掩护”（DUCK AND COVER），“学生中枪”（STUDENTS SHOT）以及其他同样令人联想到混乱与恐慌的字句，有的则传达出某种愤怒的绝望情绪，比如“枪支游说”（GUN LOBBY），“为时已晚”（TOO LATE NOW），“总统退让”（THE PRESIDENT BACKS AWAY）等。
霍泽尔这件作品所包含的朴素而紧迫的真相与过去几十年有关枪支暴力危害的创作——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élix González-Torres），汉克·威利斯·托马斯（Hank Willis Thomas），马丁·罗斯（Martin Roth）均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动人之作——形成了共鸣，但长期被枪支产业游说收买的共和党政治家们却一再破坏、攻击，甚至直接无视这一事实。他们说，这是心理健康的问题，是电子游戏的问题，是家庭结构衰落的问题，或者实际问题在于枪支还不够多，现在居然还有人说这是门的问题。尽管大多数美国公民都支持常识性的枪支管控措施，但许多当权者持续不断地否认枪支实际扮演着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非人行动者”（actant）的角色，导致任何朝向细微政策变革的努力都变得难以推进。
除了为悲伤与抗议赋形以外，面对如此一边倒的否认主义，艺术还能做出怎样的介入？如果要围绕枪支在美国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及其造成的物质危险展开更为广泛和细致的对话，现成品——明确以撼动既有定义与功能为目标的历史前卫艺术的典型姿态——也许能够为我们一个有效的切入点。无论是袭击本身“不可理喻的暴力”，还是拒绝采取措施的当权者的“关怀和祈祷”，每当有大规模枪击事件发生，公共话语总是伴随着上述无意义的说法。与这些陈词滥调不同，现成品对意义的移置反身指向（而不是神秘化）了语境与复杂性。如大卫·乔斯利特（David Joselit）所言，现成品的意义“不在其背后，等着被人解密，而是分布于其四周，在于彼此矛盾的参考框架和社会互动的扩散与增殖中。”美国今年的若干展览将枪支的物理形状挪用至一些令人不适（但安全）的场景，以此借力于现成品在互相冲突的范畴和文化主张之间所生成的“不稳定张力”。
“艺术家手中的枪”（Guns in the Hands of Artists）在最字面的意义上利用了现成品：去除真枪的使用价值，将其移至雕塑领域。1990年代中期，艺术家布莱恩·博雷洛（Brian Borrello）受世界各地的“铸剑为犁”（swords to ploughshare）活动启发，与布拉德利·麦卡勒姆（Bradley McCallum）将警方没收的1194把枪支熔化铸成228个下水道井盖的《人孔计划》（Manhole Cover Project, 1996）类似，协同新奥尔良市的枪支回购行动，构想了“艺术家手中的枪”。在画廊家乔纳森·费拉拉（Jonathan Ferrara）的推动下，该项目衍生出一系列多位艺术家参与的展览，于2010年代重新开始巡回并发行出版物。枪支在这些富有挑衅性的雕塑里至少保留了部分可辨认的形状。博雷洛的《公开持武》（Open Carry, 2014）的核心组件是一把9毫米口径机关手枪，弹夹部分延伸成一个21英尺的圆圈，唤起了一种可怕的能力以及令人不安的暴力循环。陈貌仁（Mel Chin）的《亚瑟》（Arthur, 2014）将两把柯尔特左轮手枪植入一个著名暴徒的头像内部，枪口充当了他空洞的双眼。
邀请观众把现成品拿到手里细细把玩的艺术家们促进了跨越党派立场的对话发生，这样的努力在如今两极化严重，充满僵化、犬儒和绝望情绪的文化氛围中尤其重要。大卫·赫斯（David Hess）和珍·爱德华兹（Jen Edwards）组织的系列巡回展展出了用日常材料制作的枪支复制品。“枪支展”（Gun Show）首展于2015年，展品都是赫斯用现成物和垃圾废料做的。在其中一把假的突击步枪里，一根蓝色的塑料玩具高尔夫推杆成为其无法操作的枪托。另一把枪的扳机部分则被置换成一台老缝纫机优雅的零件。生锈的工具、钳子、杆子组成了这些看上去既普通又危险的物品。它们一排排摆放于地面，供观众近距离观看和把玩。赫斯的这些作品不仅在展厅展出，还出现在真正的枪展上以及户外公共场所，目的是为了触碰到不同政治光谱的美国观众。
爱德华兹在2016年的项目“上膛的对话”（A Loaded Conversation）中用钩针编织的方法按比例复制了各种历史和当代的枪支武器，与娜塔莉·巴克斯特（Natalie Baxter）和斯蒂芬妮·西茹科（Stephanie Syjuco）等艺术家一起，借助通常被解释为富有“女性”特质的材料，推动人们对性别政治和枪支暴力进行反思。与信息标牌一起挂在枪架上的这些雕塑每件都有一个与枪支设计相关的互动组件，比如瓦尔特PPK手枪上可装配的消音器或AR-15上可拆卸的弹夹。接受过冲突解决培训的导览人员会邀请观众参与对话，戴上白手套，亲手触碰这些轻巧精致的复制品。
赫斯和爱德华兹的手工枪还带有一种难以预测的模糊性；部分观众一边拿着作品兴高采烈地模仿好莱坞动作摆拍照片，一边跟陌生人讨论枪支政策。单靠艺术当然无法解决枪支暴力这一美国独有的顽疾。这些项目提供的，是对话、张力和反思的空间，通过调动现成品在观念上的移置作用，令观众在沉溺于对枪支的物质迷恋的同时，从触觉上重新认识这些被物神化的致命物件在美国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安妮·戴尔利亚（Annie Dell’Aria）是迈阿密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专攻现当代艺术。她的著作《作为公共艺术的移动影像：人行道上的观众与陶醉的方式》（The Moving Image as Public Art: Sidewalk Spectators and Modes of Enchantment ）2021年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她同时也在Afterimage, Public Art Dialogue, MIRAJ等平台发表文章。
文／ 安妮·戴尔利亚
译／ 卞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