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距离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遇枪击身亡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包括宗教问题在内的事件背景逐渐明朗。事件发生后，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如下几句话：“真心希望他（安倍晋三）在这次事件中能够获救”，“整个社会必须对此严厉批判，防止政治恐怖主义的时代从此拉开帷幕。”事件刚发生的时候，我想不光我一个人，可能很多人都猜想凶手犯案是出于政治上的不满。然而，从事发第二天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中，我们得知，他是为了对总部位于韩国的邪教团体“统一教会（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进行报复，对“安倍前首相并没有恨意”。
1970-80年代，统一教会在日本国内一度成为社会问题。除了通过煽动不安贩卖陶壶等器具的“灵感商法”以外，强迫信众进行高额捐款，组织素昧平生的教徒结婚并举办集体婚礼等消息在当时曾被多家电视台反复报道。1990年代，同为邪教的奥姆真理教遭取缔，统一教会却幸免于难。据记者有田芳生从警视厅干部直接听来的消息，是“政治的力量”在其中发挥了作用（7月18日，朝日电视台，《Morning Show》）。统一教会过去通过与岸信介首相建立深厚联系，扩大了势力范围，等到岸的外孙安倍晋三成为首相后，教会与政权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大众媒体上也很少再看到与之相关的负面报道了。
在这种教团与政权互相勾结的关系背后，是为了取得修宪所需的议会席位数而在选举活动中不择手段的“选举主义”倾向。依靠议会席位数（而不是国会审议）行使决定权的政治手法已成常态，安倍前首相的国葬也是如此决定的。据Daily Shincho报道，统一教会负责提供政治家秘书、选举活动团队，以及集体票源，而到底哪名候选人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则是安倍前首相说了算。
就在这样的全国性选举临近尾声时，到地方进行助选演说的安倍前首相在听众面前中弹身亡。被捕的嫌疑人山上徹也则是一名因其母加入统一教会而在童年饱尝艰辛的41岁前自卫队成员。山上的母亲在丈夫过世后，于1991年加入统一教会，在此后的大约十年间，共向教会捐款近一亿日元，导致家庭陷入破产。三个孩子在贫困中长大，有时连吃饭都成问题，山上体弱多病的哥哥最终自杀。山上早就决意找教团复仇，2021年看到安倍前首相在统一教会相关的活动上通过视频发表讲话，才终于定下具体目标。
关于事件的第一波报道出来时，社交媒体平台上就开始流传“凶手肯定是在日朝鲜人吧”这种歧视性的臆测。鉴于近年来在日朝鲜人居住区纵火案等仇恨犯罪问题越来越突出，以及1923年关东大地震期间因谣言泛滥导致朝鲜人和中国人被虐杀的历史事实，就连仇恨犯罪的受害群体都忍不住出来表示希望凶手千万不要是在日朝鲜人。据说有些朝鲜人学校甚至开始组织学生放学后结伴回家。此外，部分“有识之士”认为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反安倍政权运动，也得到不少支持，而当发现犯罪嫌疑人是一名前自卫队成员，而且是曾经赞颂过安倍前首相的网络右翼分子时，这些人全都沉默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日本社会整体右转的倾向：右翼暴力事件频发，但把左翼与暴力划等号的言论却流传最广。
在参议院选举投票结束之前，所有媒体报道都隐去了“统一教会”这一固有名词，使用“宗教团体”作为替代。毫无疑问，这里面存在着媒体管制的压力。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除了国营电视台NHK以外，依靠广告费运营的民营电视台基本都解除了政权批判的禁令。首要原因是为了获取高收视率。第二个原因则是1990年代曾经调查过统一教会问题的人还留在电视台，再度发挥了他们的记者精神。
统一教会的教祖文鲜明于1920年在日据朝鲜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出生，15岁皈依基督教，第二年自称领受了耶稣启示，从此肩负起实现神之国的使命，在首尔寄读期间接触到异端基督教，之后前往东京留学，回到首尔后，据称因被怀疑在东京参加了抗日运动而遭到过宪兵拷问。1945年，朝鲜从殖民统治下解放之后，文鲜明在一部分异端基督教教派中崭露头角，却遭到主流基督教的排挤，于是将活动场所转移到平壤，但又被共产党控制下的当地警方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逮捕，判刑五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文鲜明趁乱逃到南边，和弟子们共同编撰教典，成立了“统一教会”。但这次，又轮到南韩当局来逮捕他了。
根据1977年韩国中央情报部（KCIA）贿赂美国国会议员事件（又称“韩国门事件”）的调查报告显示，就在文鲜明在南韩被反复逮捕的这段时间里，KCIA的若干要员加入了统一教会，并在教内担任起重要职务。可以推测，在KCIA眼里，把共产主义北朝鲜称为撒旦的统一教会在反共前线上是一枚可利用的棋子，而文鲜明则希望通过拉拢权力来巩固教团，两者之间应该是达成了某种交易。冷战期间，日韩两国在美国主导的反共阵营里迅速靠近，统一教会就在这样的趋势中一边被政治利用，一边跨越国境，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日本右翼大佬笹川良一的协助下，日本统一教会于1958年成立。经笹川介绍，文鲜明认识了当时的日本首相（也就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并与之建立了紧密联系。1984年，文鲜明在美国入狱，87岁的岸信介还写信给里根总统，请求释放文氏。
1965年，日韩邦交正常化的时候，统一教会作为日美韩三国之间的斡旋管道，获得了很大的政治筹码。当时的韩国依然贫穷，经济水平甚至赶不上北朝鲜。统一教会背靠政治力量，从日本信众卷走巨额钱款，确保了教团的活动资金。文鲜明认为，日本是负罪的夏娃国家，日本的教徒为了清洗祖先的罪孽，必须向亚当国家韩国捐送金钱。统一教会的教徒里有大约一半是日本人，他们提供的捐款占了教团捐款总额的六到七成。据估计，统一教会在美国的活动资金里，有4700亿日元来自日本信众（读卖电视台，《宫根情报屋》，7月20日、7月30日）。凭借这样的经济实力，统一教会渗透到美国，并通过发展酒店、房地产、媒体等事业，提高了政治上的影响力。
冷战结束后，为了不丧失在日本国内的政治权力，教会一直不断将信徒送去给政治家当秘书或者选举团队的工作人员。2012年，文鲜明去世，因继承人问题教团分裂，为了防止被政府取缔，在政治操盘上更加卖力。万幸的是，同年第二届安倍政权成立，双方通过从祖父岸信介那一代就建立起来的联系，进一步拉近了距离。而那时候的自民党正逐渐变身为一个通过对大众进行意识形态煽动来获取支持的极右政党。统一教会则借助反对夫妻别姓和LGBT政策等保守思想，一边与“日本会议”等右翼宗教势力共存，一边继续巩固在政界的裙带关系。
在殖民地作为日本国民出生的朝鲜人，最后以韩国人教祖的身份从日本敛财，并干预日本政治——回看这段历史，简直如同被日本人遗弃的后殖民主义课题原封不动的再现。另一方面，文鲜明的儿子们在美国创立的教团反对枪支管制，已然成为宗教右派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里我们又能感觉到，过去被遗弃的课题正在成为酝酿“未来课题”的绝佳温床。由此看来，安倍前首相枪击事件也许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过去与国家主义在全球范围抬头的未来彼此交汇的现场。凶手的武器是一把枪，这一事实本身也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如今的日韩关系发源于美国的防共政策，而非对日本帝国殖民主义历史的清算。最大的证据就是统一教会延续至今的存在。岸信介曾在统一教会的演讲中抨击田中角荣访华以及同期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似乎也象征着“日韩”关系和“日中”关系无法并立的矛盾。在日本做中国研究的学者们一直苦于难以准确地把握中国（小野寺史郎，《战后日本的中国观》），我猜想这可能也是“日中”和“日韩”两组关系无法共存这一事实在各个领域造成的影响之一。没有理解韩国，所以不能理解中国，但反过来也可能因为太过理解韩国，所以无法理解中国。
在与来自中日韩三国的艺术家们共同组织集体创作项目“刷音”（2018年至今）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了同样的矛盾，尤其当大家讨论到有关社会政治或历史话题时，语言之外的错位频频发生。除了一边把这些分歧当作宝贵之物小心地处理和保留，一边在不断的错位当中寻找共同的方向以外，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
如果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清算角度出发，对于统一教会试图以韩国为中心统合北朝鲜和日本做法，或许还可以有另一重解释。1981年，统一教会在佐贺县唐津市开启了总成本据说高达10兆日元的日韩海底隧道的前期工程。2015年，在唐津市举办的相关活动上，曾在小泉内阁历任财政大臣，至今在财界也颇具影响力的竹中平藏出席并发表演讲。那次活动打出了“东亚共存共荣”的口号，很难不令人回想起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也许，统一教会试图以宗教为母体，通过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镜像再现，来对其殖民主义遗产进行清算。
历史上不乏这种通过摹写强大的对手而改变自身面貌的例子。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从行走方式、装束服饰到文化艺术，甚至国家体系，都仿照西欧、俄国等假想敌国，以此与之对抗。17世纪一度憧憬中国文明的西欧国家到19世纪借助“文艺复兴”这一历史修正概念将西方古代文明纳入自身内部，构建了“欧罗巴文明史”。阿契美尼德王朝治下的波斯帝国虽然在波斯战争中败北，却吸纳了希腊文明，在希腊文明自身被基督教文明驱逐之后，借助希腊语到阿拉伯语的翻译，希腊遗产作为伊斯兰文明的一部分得以保存。
历史的浪潮在这种对抗关系里不断翻涌又退去，艺术的意义在其中也不断摇摆。如果说此次安倍前首相枪击事件同样对艺术的意义造成了冲击，我应该如何把握这种变动？也许，除了用身体去接受“统一教会”这一历史波浪的拍打以外，同样不可或缺的是直面自己的感受——过去用陶土大量捏制安倍晋三像时的热情，以及在他死后感到的空虚——并尝试去理解其中的细节。与此同时，无论安倍晋三生死，我们都应持续地抵制安倍政权式的政治与统一教会所象征的东西，这也是为了继续行使“自由表达”的权利所必须付出的最小代价。
竹川宣彰（Takekawa Nobuaki）是一名工作和生活在东京的艺术家。
文／ 竹川宣彰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