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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提供了一个旷日持久的当下，最重要的是，它是自由的。”这句凯德·阿提亚（Kader Attia）在第十二届柏林双年展“Still Present!”的策展文论写下的宣言，看似铿锵有力地为艺术披上永恆的自由外衣，并将“仍在当下”的展览情境扩延成摆脱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操弄的展示/叙事场。然而，这场标榜着解殖思想与艺术自由，在德国柏林由六个展区与七十组艺术家与艺术团体组成的当下，是谁的当下？

显而易见地，这不会是受难者的当下。当比伦德·亚达夫（Birender Yadav）的《被抹去的脸》（Erased Faces，2015）要求不识字的印度建筑工人在自己的头像上压下作为身份证明的指印，将近两百张摄影格状排列、精致装裱，像民族志（殖民者的凝视）般展示在美术馆的白墙——除了艺术家的名字与作品解说之外，那些饱受剥削的劳动者仍然无名也无声。又或者，当尚·雅克·勒贝尔（Jean-Jacques Lebel）重制美军凌虐伊拉克战俘的数十幅影像拼成《可溶性毒药》（Poison Soluble，2013/22）的大型迷宫，并将此举诠释为”激起观众对殖民主义后果的沉思”的艺术创作——未经受害者或家属同意，也没有任何关于这些最早在网络上流窜，作为美军吹嘘与展示暴行的图像之外的讯息。如此这般抹去个人历史、将弱势与受难者噤声物化的“创作”，跟本届柏林双年展力求实践解殖思想的初衷似乎背道而驰，反倒更像是受难图像与侵犯视角的矫情再现。

倘若合理化这些“艺术图像”的指标是暴行必须眼见为凭，难道眼不见就为净？阿里艾拉·艾莎·阿祖莱（Ariella Aïsha Azoulay）的《强奸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Rape，2017/22）提出有力的反例。以翻转档案的沉默为题，阿祖莱重建出二战后在柏林发生的大规模强奸妇女的黑历史，所幸，她并未让受难者的身影成为哗众取宠的艺术内容。在口述史的采集与对照事发地点的档案陈列之外，那些原应放上摄影（证据）的位置，只留下名为“未拍摄的强奸系列”，难以计数的黑色色块。同样探讨被刻意遗忘与隐身的历史，马蒂厄·佩尔诺（Mathieu Pernot）的《戈尔甘家族》（Les Gorgans，1995-2015）记述一组生活在南法的罗姆人家庭。因难以融入当代社会与获得“正常”的公民身份，罗姆人的共有与共生成为一种必然。二十年来，佩尔诺与他们的相识与相交——他们一同欢庆新生、一同哀悼死者，一同探访狱中的家——为这段“不存在”于公民社会的家族故事，留下另一种纪相。

在人踪之外，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的《云的研究》（Cloud Studies，2022）以非人视角展示出独特的调查美学。镇压群众的催泪瓦斯、石油化工的排放物、作为武器的氯气和落叶剂——飘入云层的毒雾成为法医学的基本原则“每一次的接触都会留下痕迹”的量测指标。在展场中央的落地弧形展墙上播放的调查影片，条理分明并指证历历地阐述有毒云层如何佐证国家与企业在当代社会的空气殖民，而你我正与此缓慢的窒息亲密同居。同样以云为题，劳伦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的《空调》（Air Conditioning，2022）则将发生于巴勒斯坦人民头顶上的大气暴力以云层显影。藉由调研联合国数位图书馆（United Nations Digital Library）2007年至2021年的档案数据，哈姆丹将以色列军队使用战斗机和无人机对黎巴嫩空域进行的声波占领转化成云的纹理，以3D电脑绘图软体计算出一道在蓝天中绵延留长，由战机的声波渲染（污染）出的多色云层。

抬头一看，生活中没有美好的事。“Still Present!”不是一个舒适的展览。这个发生在柏林夏天的艺术当下展示出不对称的权力结构、被漠视的族群历史，与殖民主义的当代遗毒。然而，它也不乏自我中心的艺术实践、截断的时空叙事，与再次失声的弱势群体。几次穿梭在柏林当代艺术中心与汉堡车站美术馆的展场，我总会在艾丽克斯·普拉格（Alex Prager）的巨幅影像前停留。看着她以摄影切出拥挤人潮暂时停滞的戏剧化时刻，并不自觉地将目光停留在画面中央受着光、正向观众，略显不知所措的苍白面容。如果艺术是自由的当下，是将西方现代性在全球历史中累积的创伤进行修复（解殖）的现场，为何在疾呼的口号之外，眼前所见的仍是侵略者的视野与悲伤的歌？

而当场景来到布兰登堡门旁的柏林艺术学院，一区名为“档案”（Dokumente）的展间放着十多件来自非洲大陆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作者佚名，具有黑人容貌特征的基督圣像；两侧墙面挂上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和卡尔·施密特-罗特图夫（Karl Schmidt-Rottluff）有着同样“异国感”的画作。这些来自过去的创作被诠释为具有解殖思想与对抗殖民主义的艺术物件，却未见理应由策展团队织出的历史脉络与当代观点。这间有着西方的身骨与他方的容颜，试图点出原初与前卫的形似的展间，或许可以作为本届柏林双年展的注解——那希冀由艺术付诸实践的“解殖概念”仍在内省与展示间踌躇，这场旷日持久的艺术当下，在不对称的关系与有毒的历史面前，不会是自由的。

邹婷是一位生活工作于台北和柏林的策展人与文字工作者。

文／ 邹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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