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第十二届柏林双年展上，在伊拉克遭受酷刑和性虐待的受害者的图像被放大和排列成一个简陋的迷宫。这些组成迷宫墙的图像来自于2004年（美军占领伊拉克一年后）泄漏的美国士兵在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 prison）拍摄的照片。今年这届双年展据说是以去殖民化参与为中心，提供“修复……作为一种能动性形式”以及“……展开批判性对话的起点，以便共同找到关心当下的方法。”然而，双年展决定将占领下的伊拉克人被非法囚禁和残害的图像商品化，而且未经受害者允许，也没有征求参与本届双年展且作品就在隔壁展出的伊拉克艺术家的意见，就展出了这些图像。这种形式的“修复”赋予了谁能动性？必然不是照片中的伊拉克受害者，也不是参与双年展的伊拉克艺术家，更不是面对展览冷漠地重现美国最恶劣的战争罪行而再次遭受精神创伤的伊拉克观众。
在双年展场地之一的汉堡火车站美术馆，我和萨贾德·阿巴斯（Sajjad Abbas）和莱思·卡里姆（Layth Kareem）一起走进一个展厅，他们是这次参展的三位伊拉克艺术家的其中两位。是我把他们两位的作品介绍给了双年展，将艺术家拉伊德·穆塔尔（Raed Mutar）的一幅画作借给展览，并为他们的作品写了展览图录文章。我最初是在巴格达认识这几位艺术家的，那是在美国领导的占领军刚撤离伊拉克的2011至2014年，他们住在巴格达，并在那里创作了这些作品。通过公共干预、影像和绘画作品，三位艺术家明确地探讨了对他们作为人的毁灭的消费，以及有效传达这种感受的不可能性。
在展厅里，我看到了阿巴斯、卡里姆和穆塔尔犀利而深刻的作品，和一个门帘。因为阿巴斯作品的后半部分在另一侧，我必须穿过门帘才能看到他的装置的全貌。我掀开门帘，看到的是让-雅克·勒贝尔（Jean-Jacques Lebel）的名为《可溶性毒药》（Poison Soluble）的装置，由打印成真人大小的图像组成，展示的是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被虐待和谋杀的伊拉克人烧焦的皮肤、四肢和被蒙住的脸。
我看到白人女兵对着一堆摞在一起的尸体咧着嘴笑，我还与一个被迫握着自己的生殖器的无脸人平视。我看到一具尸体，死者仍在等待。等待着第一次、也是第一千次有人征得他们的许可，然而这一次也同以往一样。为了观看阿巴斯的被切割开的作品的后半部分，我被迫再次看到了他们。
在这个残忍的迷宫的出口处，是阿巴斯的《我能看见你》（I Can See You，2013），他把自己的眼睛印在一个巨型横幅上。最初这个横幅挂在面向巴格达绿区的一幢建筑物上，并印着“我能看见你”的字样。这幅作品对美国军队、他们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使馆、承包商、非法政府和企业投以强有力的审判性目光，这些人至今仍在入侵、掠夺和榨干每一块他们可以榨取血液、金钱、满足感的肉体和土壤。阿巴斯的眼睛和他为了安装这件作品所冒的身体和政治风险体现了对能动性和责任性的坚定不移的执着，与门帘后卑鄙、窥视性的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我看着这只眼睛，转向阿巴斯，我只能跟他说，我很抱歉。我应该知道，我不该相信一个在我们的肉体中寻找文化的艺术界。
在穆塔尔的画的右侧、阿巴斯的作品的第一部分的下方有一块警告牌，提醒那些要走进《可溶性毒药》的观众。竖起这个警告牌的人选择在勒贝尔的装置周围和外面展出巴格达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这些艺术家被邀请参加这个不穿过一个组织方都承认可能会“引发负面或心理创伤反应”的空间，就无法看到自己或同行的作品的展览。
这件作品中没有任何我们不知道的信息或我们没看过的图像。这些二十年前就充斥全球媒体的图像，只是让人们看到美国有能力让世界憎恨和虐待伊拉克人的身体。捆绑、电击和大规模强奸的图像加强了长期以来对阿拉伯人和伊拉克人的描绘：他们是动物，既可随意处置，又需要被控制、被攻打。这件作品除了加强和放大这些手段外，什么也没做。
卡里姆和我参加了这次双年展公共项目中的一场对谈。我们最后聊到了他的影像作品和阿布格莱布监狱作品的对比，前者是他与朋友以及其他巴格达居民一起创作，分享他们生活在持续的暴力阴影下的经历，后者则再现了缺少尊重或未考虑到后果的照片中固有的不对称权力。卡里姆冷静地告诉听众，他有家人曾被囚禁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他指出了那个亮黄色警告牌中缺少的东西：“这没有获得他们的许可。我无法接受。”几分钟后，双年展主策展人卡德尔·阿提亚（Kader Attia）上台，说明展出这件作品的理由：我们要明白，必须要亲眼看到这些照片，政治变革才能发生。
但卡里姆、我和全世界都已经看过这些照片。在占领伊拉克的最初几年，这些照片流传最广的时候，它们在伊拉克境外没有产生任何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影响。这些照片仍然在网上流传，而且被视为“标志性”照片。在柏林，它们只是被放大，而且更进一步被剥夺语境。警告牌上解释称，它们“是鼓励参与反种族主义和反战运动的提醒。”但在这些图像的展示中找不到任何政治行动的基础，也找不到对他们所造成的无法估量的、持续的痛苦的理解。在同一间监狱遭强奸和折磨的伊拉克妇女的照片从未被公布。也许那些图像会被认为太过淫秽，但可能反而能让公众对占领军的态度发生重要变化。如果公开这些照片的话，它们仍会被允许作为一种“提醒”吗？将伊拉克的灾难和受害者当成政治艺术还值得吗？
这些艺术家，萨贾德·阿巴斯、拉伊德·穆塔尔和莱思·卡里姆，每个人的艺术实践都与他们抵抗暴力的真实经历相关。但策展权威利用了他们的作品，且没有将他们当成展览的合作者，也没有把他们视为永远不会同意与阿布格莱布的暴行共享一个空间的伊拉克公民。没有人尊重这些图像中的人，也没有人尊重伊拉克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被用在一个酷刑景观中，他们对双年展的信任没有被珍惜。将参展伊拉克艺术家与遭受身体和性折磨的伊拉克人绑定在一起的做法，只是将他们的艺术作品变成了粉饰他们被侵犯身体的同胞们的肮脏工具。
这样的结果破坏了他们的原创作品的意图以及暴行的严重性，仅仅为一个事实提供了更多证据：在政治和文化中，为伊拉克生命赋予价值的抗争仍在持续。这一切的结果是一种熟悉的悲哀。难不成被邀请参展时，伊拉克艺术家们必须要问，策展前提是否要求附近有被折磨的受害者吗？
在我们走进美术馆之前，我们很高兴能在柏林分享作品，这儿有很多伊拉克移民，我们也早就听说德国首都对艺术家的支持和吸引力。但我们，以及我们遇到的每一个看过这件作品的伊拉克人，都深感不安，并感到被这种包容性所背叛，被这种对伊拉克生活经验的不敏感和贬低所背叛。这些经验是由一系列国家对平民发动的数十年的暴力造成的，一百万多伊拉克人因此死亡，还有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对这些图像和伊拉克战争遗留问题的讨论远远超出这次活动的范围，但经过深思熟虑，我们的参与要求双年展对它所提出的如何“关心当下”的问题作出回应。
我们知道，至少一位策展人，安娜·特谢拉·平托（Ana Teixeira Pinto），因为反对展出阿布格莱布监狱图像而辞去柏林双年展的职务。萨贾德·阿巴斯在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后，成功将他的作品从博物馆中移除，在同城的另一座建筑中展示。穆塔尔也要求将他的作品移走。但这些都不足以让双年展的领导层重新考虑是否还要展示这件作品，或承认伊拉克艺术家有被咨询和被倾听的权利。但伊拉克人的声音是存在的，正如艺术家莱思·卡里姆所说，他也是其中一员。我们也是。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未经考虑的再现侵略者罪行的行为。
联署人：
Sajjad Abbas
Jananne Al-Ani
Khyam Allami
Zahra Ali
Rheim Alkadhi
Bassim Al Shaker
Sinan Antoon
Omar Dewachi
Amir El Saffar
Ali Eyal
Abdulrahman Hameed
Layth Kareem
Sarah Munaf
Raed Mutar
Ali Yass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