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印尼语“Kolektif”一词在本文中翻译为聚合体，有别于商业炒作的组合或团体，或者大众文化与共产社会中所指的集体。聚合是寻找共识的过程，不以产生新的机构为出发点。这个词与近年来的东南亚热不无关系，不同的聚合体确实发展出了一套互助的工作方式，有别于各种现代主义前卫运动的艺术团体。
亚洲艺术文献库（AAA）新整修的阅读室与“群策群学”一展于10月初开放，面向电梯的玻璃窗呈现一个宽广明亮的空间，印有雅加达Gudskul的成员以及他们的朋友在自营咖啡店前聊天的群像，在疫情前我可能会将这个画面做小清新的英雄主义解读，它或多或少使我忆起过往文青乐团组合的单曲封面，但无庸置疑的，这种聚合体的力量在近年已让许多非主流的实践受到瞩目。在文献展任命ruangrupa为documenta15艺术总监之前几年，在新自由主义不断扩张之下的艺术团体及艺术家的生存生态这个话题已经流行过一段时间，有可能是因为当代艺术探索去中心化作为方法的缘故，然而documenta15又带动了新一波有关艺术生产与永续的话题。
此次AAA与Gudskul带来的其他八个艺术聚合体，透过线上会议共学了一年，发表了“群策群学”一展，内容部分回应AAA的档案架构，反思或者回应档案生成的过程：包括厦门达达，泰国的Womanifesto，菲律宾的Black Artists of Asia，用共学与游戏的方式检视历史的生成。AAA已经成立22年，毫无疑问已经是一个有历史包袱的艺术机构，这个展览也许可以作为自我反思来解读，即各种针对文献的活化（特别是透过艺术家的实践）如何帮助推进艺术史的解构及建构？若援引AAA收藏中的其他东亚例子，聚合体似乎并非建立在从一而终的中心思想上：八五新潮中的厦门达达着名的焚烧事件当中，并不是所有参展艺术家都愿意毁掉自己的作品；新刻度小组在1995年则因为对作品市场化的理念不同而投票解散。而这些过去的事件，若被当代的聚合体化为材料，会给我们什么样有关档案生成过程与史学诠释的启发？聚合体在历史的去中心化或者重新中心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群策群学”的展陈，呈现的是档案的当下架构，即艺术史是在多重能动性中创造的，而且不总是透过可辨认的事件发生。艺术史是行动的堆叠，但行动之前更多的是等待，在失败的过程以及无聊感中累积未来的文献。这种失败主义的认知是重要的，以避免落入英雄主义或者天才艺术家等意识形态论述。如果2019我没有去过雅加达并与台北当代艺术中心（TCAC）一同为Gudskul策划“向同侪学习”工作坊，我可能会对展场中某些关键词一笑置之——阅读室中醒目的一面展墙上Gudskul描画了概念图示，包括在过去三年在艺术圈口中不断出现的已变成宣传性的文字：“永续”、“生态系”、“向朋友学习”，这些词汇已经快要成为新艺术史的代言。nongkrong（印尼语的闲聊）、ekosistem（生态系统）等是在雅加达Gudskul总是听到的关键词，我们问不同的艺术家ekosistem指的是什么，他们表示是自我支持的生态系，不过没有太深入的回答，最后话题往往导向实践的不可言说性，如同Gudskul成员在给AAA的访谈录像里提到，有关聚合体的有机状态以及不断延伸（collectives of collectives），总是需要不断解释，并且往往使听者更加困惑。
“群策群学”展览中呈现的各个聚合体生产模式非常不同：高雄的斯卡托德艺术劳动合作社认真做了虚拟的图文并茂文献，沙巴的庞克摇滚舍将女性运动的历史化为木刻图像，万隆的Omnispace则是坐下来一起吃饭。Omnispace的录像中，成员讨论着怎么互相支持（gotong royong互助这个词却也曾经被印尼政府挪用做政治宣传），比如填饱肚子，或者以一种贪懒的态度来工作以及旅行。
菲律宾Black Artists of Asia的档案被河内的ba-bau AIR融入在入口空间的叠叠乐， 上面标有一些关键文献抽取出的词汇：例如舞台、视觉艺术形式、架构、经济限制，在游戏中被观众重组，最后免不了崩塌——针对框架或知识的构造似乎只是为了再垮掉一次之后重建。 奎松Load na Dito的录像纪录了他们与其他聚合体共同制作一四米高的游行用人偶，及上街争取社会公义的行动过程，旁有一醒目的瓦愣纸火焰雕塑，嘲讽式地呼应了厦门达达的焚烧行为，视觉上让人联想到幼儿园的布置，恰恰是这么不费吹灰之力的一件有形的在场，与当年厦门达达前卫主义式的焚烧形成令人莞尔一笑的对照。
Yayasan Tonjo Foundation（Yayasan在印尼语中是基金会的意思，是一恶搞的名字）邀请日惹的14个群体在一个废弃的污水净化厂“一起玩”，他们自称为厦门哈哈，以抖音风格录制了回应厦门达达焚烧事件的戏仿（parody），画面上有旁白夸张的导览，食物堆叠成雕塑，在墙上喷漆，成员溜着正燃烧的滑板，此外也有焚烧作品的过程，如果说这是一个戏仿 ，他们未免太过认真地玩：参与者之一Rifki Akbar Pratama在出版物中写到“厦门哈哈是对艺术史，任人唯贤，及各种细节的嘲讽。”哈哈作为一状声词可以产生与传统标准的距离感，这与传统的机构批判差异何在？厦门哈哈认为这是一种愉悦行动主义（pleasure activism），他们想要透过社交媒体的景观来证明，个人仍然可能从景观中抽取批判意识。就如同行为艺术学者提出的，生活中往往也充满各种表演的再现（reenactment），厦门哈哈的再现提醒了我们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最为日常的再现是 BiSCA（比什凯克当代艺术学校）的装置，木制百叶窗巧妙地镶嵌了BiSCA阅读室的日常录像，孩童在里面与志愿者一同画画，好似AAA现场阅读室的镜像，与背后的玻璃窗外港岛的住宅与办公大楼形成一诗意而又写实的对照。BiSCA现场展出的小志引导观众进行有关聚合体的角色扮演游戏，针对聚合体的阐释化作视觉图像，有整齐，纠结，以及散漫的部分。他们同时也留下有关自己组织的关键词：团结，机制，混乱，改变，安全，自给自足 。
如果说这些聚合体之间有什么共识的话，他们都针对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环境及永续议题等持续做出回应。从他们各自的实践与访谈来看，“群”首先是一个孵化器：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及资源的重新分配。但是在过程中若没有共同目标来维持则容易倾塌（如同叠叠乐那样）或者造成工作责任分配不均，不过这个问题在“群策群学”中却未得到彰显。但实际上，如同documenta 15向我们展示的，历史背景与社会资源不同的组织间的共同工作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是否必然存在榨取者与被榨取者的关系？Gudskul的理想是要将资源在共同讨论的前提下重新方配， 而这必须要形成艺术家社群（communities）而不只是聚焦在一两个领头羊身上。社群的理想是互助以及互相学习，而同吃同住一起消磨时间是一个达成共识的重要过程。
最后让我们仍然回到聚合体与档案生成的关联，亦即这次展览提出的思考方向。众所皆知，德国的文献展把档案逐渐变成了展示景观的一部分。由于历史在当代艺术不断被挪用及质疑，文献已有太多面向的政治意义。对于德里达而言，文献是有关未来的降临，这多少与前卫主义的逻辑有关。表演研究学者丽贝卡·施耐德（Rebecca Schneider）则提到表演与档案的类似逻辑——都是透过消逝的过程来被感知。是否真如他们所言，档案的生成必定跟帝国主义的逻辑分不开，意即总是回到谁有权力消灭以及保存这个经典话题？“群策群学”共学的成果也许显示了文献库针对这个逻辑反思所做出的努力，档案生成的当下架构更加复杂，也未尝不可能是很多聚合体透过去中心化所创造的。Gudskul的工作逻辑是避免为了展示景观而工作，建立永续的关系，也因此在共学的基础上促成这个独特的展示。我并非要过于乐观地将之解读为，聚合体的批判性活化艺术史与文献。“群策群学”为了屏弃英雄主义的叙事 ，展示上难免会有当代与档案，个人与聚合体等角力的矛盾状态。AAA的公众项目策展人Özge Ersoy指出，文献库可以将这种矛盾作为反思的方法，比如叠叠乐就是一个针对旧建制以及大历史生成的期待的批判。除了收集与保存，我想文献库仍能持续讨论历史生成背后的生态系统：不管是权力，去中心的聚合体，日常的行动，甚至是等待事件出现之前的无聊感。
感谢AAA的Özge Ersoy在写作过程中与作者进行对话。
李雨洁，香港岭南大学视觉研究系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为行为艺术理论，后殖民状态，以及艺术史学史。
文／ 李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