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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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人安•劳特巴赫（Ann Lauterbach）的推荐下，我读了阿瑟的《寻常物的嬗变》（1974），之后去了他在西八十街的纽约工作室学校图书馆做的一场讲座（1984年）。当晚，我是首次听说了《艺术的终结》，起初我误以为是关于绘画已死的讨论的延伸，我以为自己要再次被告知不要奢望作一个画家这样的美梦了。但是阿瑟的评论却让我醍醐灌顶，那一刻有种自在解脱之感。他关注的是人与艺术的互动。我可以去做我想做的。
当我和别人看艺术时，作品呈现的方式和它真正的含义就发生了变化。就好像人们通过别人的眼睛和思想看待艺术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所以和朋友去看展览或去博物馆是非常有趣的。阿瑟是我这些艺术之旅中最喜欢的同伴。
他勇敢无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和他一起看艺术作品，我就被带到了大胆的领地。
2003年，我去哥大参加一场关于阿瑟文章的研讨会。前一晚，在庆祝晚宴上，我能看出他的哲学家同事们对他的真挚的尊敬和温暖。我根本不知道这种活动的礼节，所以第二天当同样的这群人攻击阿瑟的思想时，我感到特别吃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对于哲学家而言，这样的攻击是一种尊敬。阿瑟，还是一副高兴的样子，靠在一边在我耳旁低语：“他是真想扒了我的皮！”与其他艺术家朋友一起，我们围圈坐在他身边维护他，但他并不需要我们。每场阐述之后，他就站起来，即兴回答，对于他所笑称的那些“鞭笞的花”完全免疫。
我俩在一起最后一次看艺术展是2006年一次星期一，在大都会博物馆，这场拜访是由在那里工作的朋友费斯•普利桑顿（Faith Pleasanton）所安排的。展出的是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安-路易•吉罗代（Anne-Louis Girodet）的作品。阿瑟曾针对吉罗代的作品《睡着的安迪米恩》（The Sleep of Endymion, 1791）写过文章。他将其和我的作品联系在一起，我们谈到了吉罗代绘画中光的怪异与我的“卧室绘画”中的光之间的联系。说起“延伸性绘画”的各种可能性，我告诉他克里斯托和让-克劳德夫妇的门的系列，前年这些门一直延伸着，穿过中央公园，止于大都会后面的一个上锁的门。我们在一起一定还谈沃霍尔，因为我们总是聊安迪。
当我准备这些文字时，看以前的和阿瑟来往的邮件，他的讲座笔记，很难再继续下去了。因为当真正意识到我们的对话已经结束时，我真的伤心不已。我们有他的文章和回忆录。但这周有很多的展览我还想和他一起看呢。
大卫•里德（David Reed）是纽约的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