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2014年，法国的表演艺术工作者在夏天举行集体罢工，抗议政府缩减对文化产业的社会补助，阿维尼翁戏剧节（Festival d'Avignon）因此被迫停摆。短期雇佣的大幅攀升和趋于常态的不稳定性已成全球普遍的问题，比利时各地工会也在年底每周一组织全国大罢工，抗议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首当其冲的便是医疗和教育私有化问题。若在这个时间点上反观当代艺术界，方兴未艾的社会参与性艺术从90年代至今的发展和现下逐渐受到关注的艺术“教育转向”（educational turns）显然与社经问题同步。
社会参与性艺术从过程与方式上积极介入社会的做法由来已久，如美国自60年代民权运动時期就一直有与社区民众和行动主义密不可分的此类实践传统。90年代以来，原仅处于社区和艺术圈边缘，重视过程、对话、参与、开放与合作的此类创作逐步登上当代艺术主流舞台，频繁出现在全球各大三/双年展上，本来旨在召唤“公民参与”进程的“观众参与”也往往流于表面的美学形式。正因如此，以研究推广社会参与性艺术为己任的机构都在积极进行国际合作，以实际动作跨出艺术领域。就在纽约社会参与性艺术龙头机构Creative Time一年一度的大型国际研讨“高峰会”移师斯德哥尔摩之际，意大利贫穷艺术代表艺术家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 ）基金会的“可见”（Visible）计划也在布鲁塞尔以“作为其他事物的艺术”（Art as something else）为题，开始了为期一年介于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的展演计划，第一弹主题是“论教学”（On Pedagogy）。
“论教学”展览现场以上届“可见大奖”（Visible Award）得主“寂静大学”（The Silent University）——土耳其艺术家Ahmet Öğüt牵头，由移民丶难民丶政治庇护者组成的知识分享交换平台——的工作为中心，围绕主题“艺术家组织的学校”（Artist-Run School）陈列了各式文件和影片资料。除此以外，在覆盖一整面展墙的世界地图上，还标注着从全球各地邀来的项目作品。同时，空间还供一系列座谈讨论会使用，另有小电影院进行密集放映。
“可见”计划本身深具教育色彩，类似“艺术银行”式的收集作品，并透过研究各地此类艺术实践建立起一个丰富的知识库存，一个可供人分享学习的工具箱。除此以外，该计划另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展演现场就坐落在布鲁塞尔高等美院的画廊里。对应此次“论教学”的主题，可谓“学校中有学校”。走入展览现场如同走入学校其他教室，正中央一张大圆桌摆满文件等待学生，展出的“寂静大学”和其他项目作品如同教室内的教具。
与教育相关的艺术计划在2000年前后逐渐增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新自由主义知识经济现实的回应，但此类计划在国际主流艺术圈完全浮出水面还是在2006年，当时由纽约e-flux杂志主编安东·维多克勒（Anton Vidokle ）掌舵的欧洲宣言展（Manifesta 6）试图在塞浦路斯岛上将双年展办成一所学校，但因当地政治原因作罢，最后只在柏林举办了一系列座谈活动。此后，类似的大型国际展览相继出现。2008年，伊瑞特·罗格夫（Irit Rogoff）在e-flux上发表的《转向》（Turning）一文明确了所谓“教育转向”的若干议题。正如她在文中不断强调个人身上“转向”（转化丶改变）的潜能一样，重点不再只是单纯的理论或对教育概念的美学呈现，而在于“转向”这一实际动作。 她以为数众多的国际大展实例说明，艺术圈近年来最大的贡献在于成功制造对话平台，并重申“开放”对话此态度转变的重要性。
此处不得不强调“教学”（pedagogy）与“教育”（education）两个词在英语本义上的些微差异：前者着眼于“教导”的动作，其中包含老师对学生，上对下的成分；后者则同时意指“教导”与“学习”， “教”与“学”同等重要，寻求的是教师与学生的身份平等。在强调放牛吃草、自己动手的传奇性黑山艺术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种“教育”态度。而黑山学院的实验教学继承的则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实用主义哲学的观点。杜威认为，审美经验是个人与环绕他的世界间“互动”的结果，且经验总包含着转变的过程，它使客体发生改变，同时也改变那个完成它的主体。因此，观众或学生同时也充当着主动的角色。正如“经验”（experience）的拉丁文 experiri 意味着尝试一样，杜威在《艺术即经验》（Art as Experience）中讨论的其实是民主社会中一般人的教育问题，他发展出一种“使用” 艺术，或者被艺术“启发”的美学，并将经验的使用价值延续发展，把艺术视为社会改革的工具。
从这个角度来看，行为艺术教母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建立的同名学院（Marina Abramovic Institute）便更像在打造自己的迪斯尼乐园，以最近各大美术馆争相学习的“经验经济”模式将观念艺术“体验”大量地贩售给群众。而塑造了艺术史上最有名的权威“教师”形象的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在给他怀里那只兔子学生上课时，我们看到的也只是艺术家自言自语的“表演”，而不是“对话”。在博伊斯 的“社会雕塑”概念中，社会群众实际上是等待他处理和改变的材料——问题的核心皆在于艺术家与观众，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权力关系。
如今，很多艺术家发起的学校都从属于“自发组织”的实践谱系，其中包括DIY，创意共享（Creative Commom）丶开放原始码（Open Source）丶替代空间丶独立策展等等，其活动重点在于发起人和参与者身份的流动和消失，每个人都应积极地担负起共同责任。但在不平等的大环境下如何维系平等的小乌托邦，与具体社区和人群紧密联系的“艺术家办学”项目如何在进入全球化的当代艺术流通系统的同时不丧失有效性，不落于宣传理念的摆拍样板戏，这些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就布鲁塞尔美院中的“论教学”展览现场而言，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教育经费被政府削减的美院把工作“外包”给“可见”计划，后者“再外包”给艺术家，就如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所说，社会参与性艺术有时是在填补国家社会福利“真空”。最好的例子就是“寂静大学”在法国的经验，据笔者了解，这个来自英国，以刚到欧洲国家的难民和移民为目标，组织“分享”免费课程的项目（如学习需要马上使用的外语），在法国时就窒碍难行，因为相较于英国，法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众多非营利组织已经做了他们能做的工作。
在当代不断变动的不稳定氛围中，我们怀疑一切并不停地更新知识版本。在后福特主义生产逻辑的经济模式下，一般人所说的教育仍然多以求生存为前提，因此，上述富含理想色彩的实践也才得以成为（ 无用的 ）艺术；而在当代艺术世界的光谱中，这类以公众利益为优先的社会参与性实践，反倒是相对有用的艺术。在“人类世”末日的今天，持续“转向”的动能，或许正是在不断推翻过去、寻找人类文明继续下去的出口之际， 艺术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
文／ 詹育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