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香港的高度城市化,使得耕种或农业几乎成为她的反义词。 1980年代中后期,一句“十五楼养的牛牛”的奶粉广告语曾风行一时;今天回看,它其实一语道破了香港人远离土地的事实——香港人口绝大部分都住在高楼里;再则,我们被稚气的孩童之言所俘虏,而无法察觉这句话背后的悲哀:香港农业的颓毁——抑或我们知而无动于衷或无能为力?然而,近年来,借着“向土地学习”,“重新认识生活”等口号,香港出现了一股回归土地的热潮。
当代艺术与城市意识关系绵密,农耕与当代艺术犹如对立之事,不相往还。可是,希望回归土地的实践者中,不乏艺术文化人。日本的塩见直纪提出的“半农半X”,是一项既提倡栽种自己的粮食,又提倡发挥个人天赋的平衡之道。塩见提醒我们,“晴耕雨读”在中国古已有之,且看我们如何实践出它的当代意义。这一理念经台湾传到香港,启发了不少尝试务农的艺术文化人士。要实践耕作,由于香港的环境所限,高楼大厦上的天台农场──即把农作物种于箱子里──便应运而生。
天台农耕可以是一盘生意,如“都市农庄”(City Farm)在荃湾、太古、观塘的工业大厦的天台上都有农田,让假日农夫有田可耕。但活跃于该领域的亦有艺术文化组织,如位于工厂大厦顶层的电影文化中心就把楼上天台辟作耕种之用,称为“通天菜园”;此外还有既是书店又是艺术空间的“艺鹄”在富德楼天台的菜园,以及“习惯x自然”在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的天台农圃。
伦敦长大的梁志刚(Michael Leung) 2009年回港后,便当起“半农半设计师”的城市农夫来。不仅自己养蜜蜂,还与友人Glenn Eugen Ellingsen 和高志聪成立了“HK Farm”,在天台种植蔬菜和香草。天台农场为rooftop farm 中译。梁志刚提到,在一次未能成事的合作计划讨论之中,有创意企业跟他说farm 一词“污糟”(广东话,意为肮脏),曾建议用garden(花园)代替。住在油麻地上海街的他,2013年在活化厅(上海街视艺空间的主理组织)驻留,以耕作连结本土社区,之后索性把HK Farm 从牛头角工厦区搬到油麻地的唐楼天台。他从社区内的茶餐厅收集厨余堆肥,然后将农作物的收成回馈社区。 最近,HK Farm刚刚结束了在港岛南区黄竹坑Spring Workshop为期一年的驻留项目(2014-15)。他们在Spring所在的厂厦平台上种植香草、蔬菜,举办不同形式的工作坊,探索艺术与农耕交错而引发的可能性。驻留项目以手造书工作坊(booksprint workshop) 作为结尾,制作了《香港农民历》,以总结过去一年在香港、安徽和广东所做的关于“农耕x 艺术”的考察,以及跟其他城市农夫(如油麻地花王、半农半记者陈杰等)的合作活动。此外,梁志刚也为自己接下来的“半农半小贩”生活计划兴奋不已。所谓“半农半小贩”,是指在油麻地广东道街市上开牌档做小贩,并跟不同友人合作搞社会实验:比如出售自己种植的有机农作物、手工咖啡、同时结合社工辅导、做自由定价的“到期食品”散货摊档,以及策划展览。
在闹巿耕作,受制于空间资源,搬迁是平常事。去年,梁志刚又把HK Farm 搬到Very MK的基地。 Very MK 直译“好旺角”,中文名是旺角天台农场,成立于2014年4月,负责人之一是在二手书店“实现会社”工作的陈可乐。在脸书上,Very MK 宣称要“活化天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并制造一个讨论香港农业问题的平台”。农场所在的天台位于上海街的一幢唐楼上。目前市建局正在收购这座楼,预计明年初完成收购,届时农场不得不再次迁离,但是相信他们会拉锯到最后一刻。这种空间拉锯,似乎每分每刻都在香港发生。Very MK 获邀参加即将于今年12月开幕的深港建筑双年展,他们打算在九龙公园内创造一个由社区义工打理的百呎农场,具体做法是将争议激烈的新界东北发展区的土壤移施到巿区的这个农场,把议题作寸土必争式的延伸。百呎农场会种植龙珠果、蕃薯及香草等作物,包括被印度教徒视为神圣的Holy Basil(圣罗勒),因为毗邻的九龙公园就是Hare Krishna 印度教徒的聚落,Very MK会邀请他们参与农场的种植及打理工作,借以联系社区居民。
由于对耕种和树木的渴望、以及租金相对便宜的原因,不少艺术人直接搬到新界(如林村、锦田)或离岛(如坪洲,那里本已有不少文化艺术人士聚居,近年迁入的也不少)。2009年,新界锦田的菜园村因兴建京港高铁香港段而面临毁村之灾,经多番抗争失败后,终被迫迁离,另觅新址。为了表示对菜园村的支持,一些文化艺术人士除了上街抗议之外,还到村内学习耕种,并成立菜园村生活馆,成员包括周思中、李俊妮、曾德平、蔡芷筠、陈素姗、刘建华、劳丽丽等。2011年,生活馆搬至锦上路谢屋村,租下三万英呎农地用作耕种(三万呎面积究竟有多大?或许住惯了五六百呎的香港人会茫无头绪)。“生活馆生于反高铁护菜园运动。现为新鲜蔬菜及新社群模式的生产基地,深信有机耕种之于社会运动及推翻平庸政府的激进意义。”——“生活馆”网站上开宗明义。三四年下来,周思中、李俊妮、刘建华、劳丽丽等仍然坚持下田。自言没有全心全意学好耕种的刘建华,在生活馆的农田里主要负责清晨和黄昏的灌溉。对香港艺术过于市场化、体制化感到失望的刘建华读完艺术后便一直努力挣脱艺术圈,同时也为对抗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 的虚火,希望借着耕作的身体劳动来治疗自己。农务以外,教摄影的李俊妮会把生活馆的土地当作课室。生活馆2014年末举办了首届“有种电影节”,规模很小,只选择了七部影片播放。 2016年初会继续举办第二届,届时会依据2015“国际土壤年”主题来选片。生活馆的同仁们从直接抗争到意识抵抗,以农耕作为抵抗的姿态和实践,可以说是发展香港本土意识的体现。如是观,不单其他耕种组织如乡土学社、马宝宝社区农场等能于提高本土意识作出贡献,努力营造社区、连结社区的香港故事馆(湾仔蓝屋)、土家(土瓜湾生活馆)、活化厅(街坊会)、德昌里2、3号、苏波荣(合作社)等也是重要的推动者。
农务当然并不简单,锄田翻土、植苖、(豆渣)堆肥、淋水灌溉、防治或处理虫害、收割、售卖等,既需要体力也需要知识。就如生活馆的坚持,是想摆脱全然依赖大陆稻米、蔬菜的进口。生活馆骨干农夫周思中坚持耕种的意义在于:“我猜大部分香港人都没有想到的一种自主的生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