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1916年，诗人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出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三等秘书，在游历了东北、朝鲜和蒙古之后出版了诗集《远征》，在其中他写道：“此处的国度，非我所属。除了摇曳的绿地之外，这个世界给了我什么？”这是一个处在不同文化背景的阴影中的主体所作的自我阐述。与此相关，秋天发生在泰康空间的“白求恩：英雄与摄影的成长”以摄影文献为主的展览，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缺席的主体黑洞所投射的幻影——“世界革命”——被编织在地方性的民族解放和革命事业中，并在随后的历史情景中连续形变的过程。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在晋察冀出任卫生顾问不到两年就因感染而去世。然而死亡的“替代者”并不是生命而是红色真理小心翼翼的部署，在这两年间摄影师沙飞、吴印咸和罗光达拍摄了许多白求恩工作和生活的照片，展览在这些照片所体现出的个人风格和解放区动员群众的现实要求之间进行视觉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将白求恩塑造成英雄的过程中，摄影师和照相机作为军队的编制被部署在战斗的现场，“红色摄影机”的视觉机制逐步成型，这一机制在随后的革命“新人”的主体锻造中发挥了极大的宣教作用。这次展览试图从红色摄影机的视觉机制和革命美学的角度来梳理早期摄影师的实践，在这一线索下策展人集结了丰富的档案素材，其中未被屏蔽的杂音和低音在展览中不时闪现，围绕这个叙事形成了一种安静的底噪。
那么另一种情形，二十七年影像全无，该如何重组影像？1971年，陷入低谷的日本赤军派的激进分子重信房子主张将日本本土的革命与国际革命接轨，遂前往贝鲁特加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三年后，日本左翼导演“风景论”的作者足立正生前往贝鲁特拍摄赤军在中东的纪录片《赤军－世界战争宣言》的续集，但却从未完成，他所拍摄的片段在三次不同并极有可能是针对性的轰炸中惨遭摧毁。2000年，27年未踏上日本国土的足立被押解回国并遭到软禁，再也无法返回贝鲁特，但他仍念念不忘这些被毁灭的影像，于是给在贝鲁特旅行的艺术家埃瑞克·波德莱尔（Eric Baudelaire）写邮件，希望为其重拍一些影像。波德莱尔最终做的远不止如此，他按照色诺芬的《长征记》重构了这部赤军成员远征中东最后返回故乡的纪录片，《重信房子、重信命和足立正生的长征记和那没有影像的二十七年》（The Anabasis of May and Fusako Shigenobu, Masao Adachi and the 27 Years Without Images）仿佛两位导演的“合声”，波德莱尔动用了相关电影、电视和纪录片的片段，以足立的风景论建构影片的基底，其上对位了重信房子的女儿重信命以及足立正生的访谈录音，两位主角交替述说着往日的回忆，一边是重信命在中东四处藏匿逃亡的童年回忆，另一边是足立正生在政治、战争和革命中的电影实践，两者以惊人的方式缠绕在一起，其手法类似赤军的招募广告：革命之情景须以电影剧本的手法撰写。这部影片作为展览“插肩而过——历史、故事、人类之探”的关键部分出现在OCAT上海馆，展览在一个弥散的主题下营造出一种缓慢的节奏——这可能是导致展览期间观众极少的原因。
对非西方国家来说，作为知识生产的摄影一直被放在美学和政治理论下被梳理，而较少从摄影与科学的关系角度来审视。年底柏林的“桥之间”（Between Bridges）画廊，具备生物学教育背景的冉森·兰伯特（Jochen Lempert）在其个展上呈现了一系列具有他典型特征的黑白摄影作品，布展方式像是特意为此空间制作的现场装置，作品之间相互关联、映射，观众不难发现其中微妙的对应，从茄属植物的浆果的光泽和松鼠的黑色眼珠之间的类比，到通过把一个相机放在自己的胸部，长时间曝光拍摄一小块夜晚天空的方式令自己的呼吸具象化，介由类似这样的黑白照片，他创造了一个迷人、复杂，却常常不完整的形态学研究的百科全书。冉森的作品看似在这些摄影中遵循了一种科学的方式，但最终却从客观性中完全摆脱出来，并有意识的抵抗以动物和植物的分类学进行分类。对他来说，从生态的角度来看事物不是“抒情”，而是“政治”。 冉森并没有遵循拉图尔的“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论”这一框架来对摄影进行质询，他是大自然自身权利的捍卫者，他坚信自然自身会说话——对他而言，摄影已不再是一次见证，而是消失即将开始发生的地方。
刁德谦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和林飞龙于蓬皮杜中心的大型回顾展先后举办，两场展览有许多可比之处，不仅是因为艺术家都有华人的背景，重点是展览显示了艺术机构对差异文化的边缘进行本体论处理的兴趣：一方面是艺术史内部不断涌现的危机，作为艺术史的惯常叙述业已祛魅；此外，全球化的需要不满足于从内部来阐释自身。如刁德谦所言，他从没意识到自己创作的是“自传式”的作品，直到他开始制作在纽约事业中期的“简历”——这是展览中最令人感动的部分，以此为索引，展览可被视为一个刁德谦版的纽约艺术地图。林飞龙复杂的经历将古巴、西班牙内战和巴黎超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以及他在毕加索和非洲巫师之间的精神徘徊。蓬皮杜的这次展览揽括了艺术家大部分时期的作品，对于巴黎艺术界来说，林的艺术只在于他和毕加索具有相似风格这一纸“面具”来维系，“面具”之下则是无尽的离散（diaspora）。而不管是纽约或巴黎，其艺术系统通过这些异物的反射形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扩张。
刘窗，艺术家，现工作并生活于北京。
文／ 刘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