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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现实主义的“现实”，长久以来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大问题。卢卡奇在《叙述与描写》一文中的论述，仍然可以视作切入这一问题的重要入口。他著名地将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对于赛马的刻画进行对照，认为前者的“描写”尽管事无巨细地再现了赛马，各个细节却和小说情节整体脱节；而托尔斯泰的在《安娜·卡列宁娜》中对于赛马场景的“叙述”，则使之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而有机的组成部分。卢卡奇因此认为，在把握历史和社会结构总体性的意义上，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笔法，要比巴尔扎克式的自然主义高明不少。下面这段提纲挈领的话，可以视作卢卡奇从创作手法与历史语境的关系出发，对“叙述与描写”所做的唯物主义阐释：
真正的叙事作品艺术的悬念永远在于人的命运。描写把一切摆在眼前。叙述的对象是往事。描写的对象是眼前见到的一切，而空间的现场性把人和事变得具有时间的现场性。但是，这是一种虚假的现场性，不是戏剧中的直接行动的现场性。现代的伟大的叙事作品正是通过所有事件在过去的前后一贯的变化，把这个戏剧因素引入了小说的形式。然而，旁观的从事描写的作家的现场性恰恰是这种戏剧性的反面。他们描写状态、静止的东西、呆滞的东西、人的心灵状态或者事物的消极存在，情绪或者静物。（卢卡奇：《叙述与描写》，选自《卢卡契文学论文集》（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59页）
换言之，卢卡奇认为“描写”的空间性根本上改写了“叙述”的时间性，其结果是人和事件的停滞、行动的退化。这一事关“现实主义”创作的极具争议的价值判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而近年来就这一主题所谱出的变奏中，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一书（The Antinomies of Realism, London: Verso, 2013）相当值得重视，这么说哪怕仅仅是因为，杰姆逊几乎完全接过了卢卡奇的话题，并就“叙述”与“描写”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展开。
杰姆逊一开始就将“叙述”与讲故事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并指出：只有将讲故事的功能放在某种对立结构中，我们才能确定其内涵，否则“叙述”的边界就将涵盖“整个精神活动领域”。因此，与卢卡奇对于“叙述”与“描写”的断言不同，杰姆逊论述的推进方式迂回曲折得多。例如，他首先借用萨特对“récit”（叙述）的时间性的论述，指出叙述的时间“是已完成事件的时间，它们已彻底了结并进入历史”。在萨特这里，“叙述”体现的时间性恰恰不是卢卡奇意义上的行动的时间，而是无法行动的时间：
这种时间性必然阻断当下发生之事件的活力，同时也必然阻断事件参与者做出决断时的挣扎。换言之，它忽略了当下的时间，并将未来转化为一种“死去的未来”（某个角色在1651年或1943年预料到了某事）。因此很显然，萨特呼吁小说重新确立的，便是开放的、当下的自由，是一种开放而不确定的未来的当下；用一句萨特最喜欢的话说，在这里，骰子还没被掷出。
杰姆逊指出，萨特对于“叙述”的完成时的不满和他对于事件性当下的执着，本身就是“由其自身的历史内容所决定和预选的”。将萨特的立场历史化，不是为了否定其有效性，而恰恰是为了探究“叙述”的可能性边界：尽管或正因为“叙述”的时间性指向的是“不可撤回”的事件，指向的是一种作为与日常存在（也就是本雅明那里“集体性和历史性的存在”）的时间相区隔的独特时间；尽管或正因为“叙述”作为讲故事的技艺的延续，“叙述”的“讲述”（telling）能够“根据情境的实际需要”进行“任意扩展和缩短”，“叙述”所讲述的行动始终是另一种时间性之中的封闭故事。（杰姆逊提示我们，这一封闭的、“不可撤回”的结构最终通往一个名字：死亡。）然而，“事情的麻烦之处是读者的永恒当下：读者将一种不同的时间性引入这一过程”。也就是说，无论“叙述”本身作为对于过去的讲述多么封闭，阅读行为的时间介入总是会将给“不可撤回”的事件带来不同的可能性。因此，杰姆逊写道：
我们终于为我们一直在试图命名的话语对立找到了确定的表达。不是“récit”与“roman”的对立，甚至也不是“讲述”与“展现”的对立；而是“命运”和“永恒当下”的对立。重要的不是如所有那些理论家那样，将重心偏向某一侧，而是去理解如下命题：现实主义位于两者交叉点上。现实主义是两者冲突的结果；试图偏向任何一方来解决对立，就会摧毁现实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回到“叙述与描写”的对立，可以说“描写”所打开的不仅仅是一个消极而琐碎的偶然空间（如卢卡奇所认为的那样），而恰恰是一种与读者的时间性相关的“永恒当下”的时间。但杰姆逊没有将这一“现实主义的根源”规定为“描写”，而是试图将它界定为“情动”（affect）：如果“叙述”体现的是过去和过去时，一切都在封闭的线性时间内展开，那么与此相对，
可以将当代或后现代的“持续当下”更好地描述为一种“向身体的化约”，因为在所有倾向于将经验化约为当下本身的做法那里，最后剩下的都是身体。……孤立的身体开始认识到更全面的总体感知（generalized sensations）的波动——由于缺乏更好的词，我将此称为“情动”。
在概念规定的意义上，“情动”区别于“情感”（emotion）：后者是一套已经被辨认、整理和归类的现象，它们被赋予一系列可清晰辨别的名称并被把握为一个“现象整体”；相反，“情动”则“无法被语言把握”，因为它“逃避了语言对事物（和情绪）的命名”。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所谓的事无巨细的琐碎“描写”，到了“情动”这里，恰恰成为现实主义作家的新使命，因为他们必须捕捉“情动”那里转瞬即逝而又难以名状的核心。正是无法被语言把握的内容，要求作家用语言来进行表征。
这些无法命名的感知已经有自律性，如果巴尔扎克的气味转变为某种令人不快的忧郁，那它也会具有自律性。不管怎么说，这些感知不再意味着任何事情：作为世界的状态，它们单单只是存在着而已。
历史而言，“情动”的这种自律性与资产阶级对于身体的特殊关注有着密切联系；而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上，对于自律的“情动”的关注，或许也与语言的自律性、进而与文学表征的自律性休戚相关。“情动”的再现，呈露的是语言的不可能的任务，即再现剥离了意义的“存在”：被文学语言所表征的情动内容，无法被化约为日常生活中对于情绪、性格、状态等等的习俗性名称。同样从时间性的角度来看，“情动”的时间性指向了
一种永恒的当下，一种自足的因素，只依靠自己，并将自身的存在不断延续下去。在这里，我们要提出情动的另一个特征：强度。它指的是情动能够根据一定的音量——从极细微到震耳欲聋——被记录下来，而不丧失其性质和规定。……情动是独特性和强度，是存在而不是本质，它们往往会颠覆既有的心理学和生理学范畴。
需要注意的是，杰姆逊提出“情动”作为现实主义的另一种“冲动”，并不是为了以“情动”否定“情绪”，以难以把握、不可命名的“当下”时间来否定封闭的、“不可撤回”的过去时间。他不仅指出，对于情绪的命名本身往往可以打开前所未有的叙述维度，而且将对于“情动”的关注历史化为现代性条件下产生的难题：“理智和经验之间、意义和生存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分裂，可以理解为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尤其是在文学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只要现代性状况本身无法被历史地克服，那么由“叙述”和“情动”所呈现的两种相互交织和缠绕的时间性，就会永远是形成现实主义小说引力场的两个重要因素。
文／ 王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