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最近，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的岩波定本的中译本的刊行，将我们重新从这位思想家的“后期”著作《世界史的构造》带回了“前期”——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前后”并不是以柄谷行人的写作生涯为尺度，而是以他反复提及的、自己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发生的思想变化为界线。从“前期”致力于松动各种意义结构、试图从内部寻找“外部”和“他者”的努力，到“后期”致力于以交换样式为基准建构世界史体系，柄谷行人的思想历程在不同时刻予以不同读者启发，以至于评论家渡部直己将他称作“当代日本的小林秀雄”。
从这个意义上说，柄谷行人仍然是一位颇具话题性的思想家。近期由讲谈社编辑出版的《柄谷行人浅田彰全对话》收录了柄谷与老友浅田的六篇对话，跨度从1985年至1998年，以相当凝练的篇幅呈现出“前后期”柄谷行人的不同关注点和问题意识。的确，这一对话录涵盖的主题相当广泛：从天皇制和所谓“日本的东方主义”，到京都学派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异，再到两人对于当时日本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尤其是吉本隆明）的批评，两人的对话以相当快的节奏将各自在著作中展开的论述和观点和盘托出。
对于因《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对柄谷行人产生兴趣的中国读者来说，书中尤其值得提到的一点是，在1993年的一次对话中，也就是在他阐述自己的“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理论多年之前，柄谷行人就已经指出，中国不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而“毋宁说是对民族之形成的抵抗”（第129页）。尽管柄谷行人没有就这一话题展开进一步讨论，但如若将这一点与“定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与《帝国的构造》、《世界史的构造》、《迈向世界共和国》等著作联系起来思考，想必会是一个有意思的课题。
不过，一一检讨两人的论点显然不是一篇评论所能完成的任务；毋宁说，在深入具体的思想论题之前，值得注意的首先是柄谷行人在“前后期”的思考中一以贯之的姿态，即“知识分子”的姿态。无论其思想如何变化，柄谷行人始终固守着这一在现在和当时都容易被贴上“精英主义”标签的立场。
例如，在1989年的一次对话中，柄谷行人说道：
知识分子如今不会说自己是知识分子。这种姿态还是算了吧。所有人都是这样，没什么意思。我自己想彻底地成为知识分子。（中略）靠称颂“大众”或“实干家”来批判从事文学和哲学的人，这种平庸的修辞手法真是够了。（第63页）
在当时，以吉本隆明为代表的思想家批评日本知识分子脱离大众，号召文学研究和哲学研究走出“象牙塔”，回到大众的地平线——这一论述背后“精英/大众”的前提性对立，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内、乃至今天的中国思想界，也并不鲜见。而在同一次对话中，柄谷行人还谈到了他写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时的问题意识，这一点也正是在异域读者的接受过程中几乎无法被察觉到的：
所谓战后现代文学完成于昭和40年代，变成了“散漫而随便的内面”。缺乏紧张感。我所说的是这个意义上的“内面化”。这与我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写到的明治30年代至大正的时代形成对照。在那之前，北村透谷和内村鑑三等人那里是没有这种散漫而随便的内面的。这种内面丧失了紧张感。我所批判的内面性，正是这种东西。（中略）所以，用我的书来否定内面，或者用来否定主体，就搞错了。因为我讲的不是这些东西。（第85-86页）
也就是说，当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以类似“解构”的方式对现代文学“内面的发明”和主体性认识装置的建构做出批判、在总的意义上对作为现代制度的文学进行批判时，在其问题意识中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明治时期同样占据“知识分子”立场、甚至可以说因此带有紧张感的北村和内村等人。
同样，在浅田彰看来，像当时吉本隆明批判知识分子脱离大众的这种论调，恰恰构成了这些知识分子自我定位和自我规定的基本方式：“根本而言，能声称游离于大众的知识分子基本上不存在，知识分子也不过是大众的一部分。尽管如此，装出游离于大众的知识分子的样子，再否定这样的自己，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姿态。只能说有够愚蠢”（第142页）。与知识分子的这种自我否定式的自我规定在意识形态上形成合谋的，正是同样具有犬儒主义色彩的“本意”论。换作人们熟悉的汉语表达，即“伪君子”与“真小人”的对比。一方面是通过空洞地批判知识分子游离于大众而迎合“大众”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将一切都还原为自私自利、并以“本来就是如此”对其进行证成的“大众”。在柄谷行人和浅田彰的对话中，日本已经成为这样一个“暴露缺陷癖的共同体”：
柄谷：伪善者至少以善为目标……
浅田：以它为目标，或意识到善。
柄谷：但以暴露自己的缺陷为乐的人，什么目标都没有。
浅田：毋宁说，大家都共有这种放弃以善为目标的不堪姿态，因而感到安心。日本传统上就有这种暴露缺陷癖的共同体的形成方式，大概这一点经由大众媒体的煽动而强烈地重构了吧。（第145页）
柄谷行人和浅田彰所描述的现象，在今天的中国读者眼里恐怕也并不陌生。对此，能够形成抵抗的力量，在柄谷行人看来，源于知识分子的立场：不是因为它固守于“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象牙塔”从而与世隔绝；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只有知识分子的立场承诺了某种普遍性，或某种理念性的东西。这里的“理念”，指的不是超验地脱离于现实的、柏拉图主义式的理念，而是柄谷行人所强调的康德意义上的“统合性理念”：它并不承诺在历史中得到实现，甚至可能就是无法实现的东西，但它可以用来批判和调整现实。柄谷行人说道：吉本隆明等人“被‘知识’孤立。知识必须带有普遍性。（中略）虽然他们是支配性的意见领袖，内心却有着孤立感——我认为这是被普遍性所孤立”（第170页）。
在柄谷行人这里，“共产主义”便是这样一个理念。“在此期间，暂时的妥协也是可以的，但不能变成对理念的放弃”（第237页）。这种从批判的角度强调“共产主义”之于现实的意义的做法，同样可见于（例如）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而在曾经的共产主义政治阵营随着苏联解体而终结之后，以上述方式继承共产主义的做法在多大程度上有效，都是值得反复讨论的议题。不过，柄谷行人提醒我们的是：无论讨论以何种方式进行，倘若在前提上就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立场、从而放弃了理念的普遍性的立场，那么知识分子距离毫无批判性的“暴露缺陷癖”也仅有一步之遥了。
文／ 王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