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1972年，美国东岸，初秋夜晚的渡轮，漆黑的海面，一名胡子拉碴的长发男子试图将一名戴无边眼镜、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的绅士推下海。长发男是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艺术家，无边眼镜则是美国前国防部长、当时的世界银行主席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帕梅拉·李（Pamela M. Lee）在新书《智库美学：世纪中期的现代主义，冷战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当下》（Think Tank Aesthetics Midcentury Modernism, the Cold War, and the Neoliberal Present）开篇描绘的这一戏剧化场景略带夸张地引出了贯穿全书的两大“主角”：象征理智、科学、算计的技术官僚与代表激情、反抗、冲动的艺术家。不过，随着阅读的进行，读者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远非敌对（艺术对抗冷酷的战争机器），甚至也不止于利用（艺术成为冷战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冷战理性与艺术史的交集更加复杂、更加暧昧，其互相交缠的关系网络不仅覆盖了现代主义美学、国防战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多个不同领域，同时也一路渗透到被新自由主义规定的今天。
这个听上去庞大到无所不包的关系网络构成了帕梅拉笔下“智库美学”的分析对象。按照作者在序言里的描述，智库在当代社会无处不在，这些看似独立于政府和学院、实际资金来源和政治偏向五花八门的咨询机构不仅对公共政策和社会舆论有极大影响，其强调的跨学科研究和合作方式也已被各国高校奉为金科玉律，直接关联到从上世纪中就开始不断被人讨论的人文学科危机。从电视上高谈阔论的智库专家或者意见领袖之间的跨界合作，我们很难立刻想到这一机构模式或知识生产模式实际源自冷战时期美苏军事博弈的需求：在漏掉或误读敌人释放的任何一个信号都可能引来致命后果的冷战“黑暗森林”中，一切不确定因素都需要被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围内；面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紧张局势，不同领域的知识精英被召集到一起，他们以高度灵活的方式协同合作，借助科学为战略难题求解，同时在智库神秘、封闭的形象掩护之下，将“跨学科连接”的触手伸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帕梅拉的论述下，这样的交叉影响甚至带我们发现了一些战后艺术史“隐秘的角落”。
的确，盘点冷战智库的常用工具箱——系统分析、控制论、博弈论、运筹学等——就会知道，如果要在美国战后艺术史里寻找其对应，最直接的搜索结果也许应该是杰克·伯纳姆（Jack Burnham）1968年发表于《艺术论坛》杂志的文章《系统美学》（System Esthetics）里谈及的一批主动将系统逻辑纳入作品结构的后极简、后形式主义艺术实践。但帕梅拉的注意力显然不在此处，或者说，她在之前出版的两本书《时间恐惧症》（Chronophobia: On Time in the Art of the 1960s）和《新游戏》（New Game: Postmodernism After Contemporary Art）中已经处理过这部分史料。正如她在序言中所言，“意图……从来不是本书论述的重点，任何从科学到艺术的线性或单向影响的因果关系也不是……如果说智库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由机构内和机构外参与者构成的集合——一个多面的跨学科网络——催生了一种与集体知识生产之间的递归关系。”（p.28）
跟随帕梅拉高度风格化的写作，我们会看到，格林伯格笔下以严格的形式语言和媒介具体性独立于外部世界的现代主义艺术如何在冷战战略专家们的审视下，慢慢变成一段隐藏于噪音里的信号，或者一种等待读取的图形，最终汇入一张混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跨学科”大网。美国冷战智库的鼻祖——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显然是网内一个关键节点。从这里出发，帕梅拉为我们揭示或搭建了一系列出乎意料的连接，比如以提出核威慑中“恐怖的微妙平衡”而著称的兰德首席国防战略专家之一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与艺术史学家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在真实生活中的交集，以及两人对于符号学的理解和运用如何并行于同一条逻辑轨道，但最后落在不同的立场；又比如，冷战初期曾受兰德公司委托完成“苏联文化研究”项目的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对视觉媒介的分析方法如何经由产生自计算机科学的“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技术，与世纪中期大众对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抽象画的解读形成同构关系。在最后一章中，帕梅拉通过分析三名当代艺术家——贾马尔·赛勒斯（Jamal Cyrus）、吉尔·马吉德（Jill Magid）、特雷弗·帕格伦（Trevor Paglen）——的作品，进一步阐述了在今天习惯于过度曝光的媒体文化里，信息透明的神话如何继承了冷战智库的运作结构和美学遗产：机密与解密、阴谋与启蒙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如果说到目前为止，帕梅拉的讨论对象大部分都停留于冷战期间美国国防军工复合体衍生项目的范围内，那么全书的华彩——第三章“1973，或新自由主义本原”试图刻画的却是在一场高呼“将控制论的力量交给作为自由集体的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验里，“智库美学”的“跨学科”大网又呈现出了何种面貌。主导实验的是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带领下的智利“人民团结阵线”政府（1970-1973），实验的中心节点是英国控制论专家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参与设计的全国生产管理网络系统“赛博协同工程”（Project Cybersyn）。也正是在这一章，贯穿全书的循环结构——人物和事件在不同章节之间的来回穿插和跳接——得到了解释。
在简单引述英国控制论传统与精神病学、脑科学之间的相互借鉴关系之后，帕梅拉指出，此类注重适应和行动能力的控制论提示了一种特殊的时间性，在其中没有可掌控的因果关系，只有“不断生成”的现实。而这种强调持续反馈与互动的循环递归（recursive）的时间性或者说本体论，对于比尔的“设计”——一个在自由（工人民主参与）与管控（中央计划经济）之间保持微妙平衡的政府管理系统——至关重要；对于在当代艺术语境下重现赛博协同工程的智利艺术团体or-am的作品/项目《多节点元游戏》（Multinode Metagame）而言同样如此。历史上的“赛博协同工程”从未全面启动过，投入使用的只是其中部分功能。1973年，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发动政变，阿连德身亡，仍在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控制论革命被强行按下停止键，此后的智利变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实验的屠宰场。通过将赛博协同工程的视觉界面——控制室（Opsroom）还原为一件连接两地机构（德国卡尔斯鲁厄的ZKM和智力总统府的文化中心）并鼓励观众输入信息参与互动的互联网装置，也通过作品展示前后or-am与不同领域的合作者们围绕智利艺术与科技历史建立起来的研究和活动网络，当代艺术家们用同样去中心、分散通讯的系统结构激活了其历史原型因为从未实现所以永不过时的潜能，也让一段“即将到来的人民的历史”得以进入我们集体失忆的新自由主义当下。此处，帕梅拉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与赛博协同工程并行的另一个“跨学科”网络：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从1947年在瑞士成立新自由主义思想团体“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起，就不断参与、培养和拓展的多学科连接的知识合作体（前几章出现过的很多人物将在此处再度登场，而众所周知，深受哈耶克思想影响的另一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智利1973年之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一合作网络中，技术理性将带领自由市场在历史叙述的战场上获得全面胜利，其结果就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对此我们再熟悉不过。
帕梅拉认为，要从新自由主义工程师手里夺回被抹掉的多重历史及政治潜能，美学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像她在论及负责控制室视觉设计的德国工业设计师居伊·波西佩（Gui Bonsiepe）的教育背景及设计思想时说到的：“美学，实际上，能够帮助赛博协同的政治方案复苏为某种接近于（艺术）历史的问题。”（p.200）这里的“美学”显然已经不是指单纯的形式或表象，而变成了一种结构或系统，如同赛博协同工程以及《多节点元游戏》中“递归的时间性”：不断循环，始终在生成中，永远不能被完全掌控。媒介考古学家埃尔基·胡塔莫（Erkki Huhtamo）把关注“过时”媒介的美学实践形容为“展厅里的时间旅行”，被帕梅拉在文中数次引用和借用。不过，通往当下之路漫长而艰苦，艺术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接口，但也许永远无法也不应成为能带人瞬间移动的时光机。
文／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