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在疫情隔离的最初几个月，我的公寓成了我个人的生态系统。与世隔绝的日常生活的习性——奇怪的睡眠时间、半夜在防火梯上吃饭、晚上的拼字游戏仪式——感觉都是完全个人的。然而，因为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也被要求居家隔离，所以这些私人习性中也带有一丝全然新奇的联通感。当我们被要求“拉平曲线”，或是在户外戴上口罩时，这些要求实际是要我们把自己视为有能动性的个体， 但同时这些个体只能在群体或集团层面上才能产生作用。我们被要求把自己的微观世界视作构成宏观世界的元素。我们变成了生态系统性的。
众所周知，在西方的大部分地区，文化叙事很少交代或允许生态系统性的思考，生态系统被理解由人类和非人类组成的互相纠缠的网络。故事——历史、个体生命、未来——是按照主体和背景、图和底（figure-ground）的关系来诠释的，（人类）主体明显位于前端，引领方向。无论是政治修辞，还是大众媒体和通俗读物，这一叙事构造随处可见。小说也不例外。但是，特意追求行星共生（planetary symbiosis）的新小说正在试图寻找方法来描绘复杂的关联性，同时也不忽视个人经验和主观性。
就算是那些常常会维持主体-背景关系的书——从文学现实主义到类自传体小说（autofiction），再到系统小说（systems novel）——也具有一种能够将个人与集体、可见与不可见、微观与宏观联系起来的神奇能力。也就是，那些看起来小到无所谓的和那些看起来大到无法把握的东西。比如，我可以从身体症状的层面上或是从图表上的数字来获知病毒的存在。但要理解它？不，它太小了，同时也太大了。我只能从一个关于世界的故事来理解它。就像意大利作家弗朗西斯科·帕奇菲科（Francisco Pacifico）去年3月针对这场疫情所说的，“要写这件事的感觉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在写一部小说”。如果现实让人感觉越来越小说化，那么小说可能也会对现实产生相应的影响。
那么小说应该怎样改写自身以适应新的情势呢？其一，现在的情势要求我们放弃把人类置于金字塔顶端和世界中心：也就是由主角来引领历史的情节走向。缩进：我们是由数万亿的微小生物组成的。拉远：我们是庞大的气候、化学、技术、生物圈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通过质疑“人类”这个范畴的历史特性，我们可以更好地承认它的局限性：它始终由概念内部和外部的等级结构和类别组成，但这些等级和类别对人类和非人类来说都没有效力。物种至上主义——即，从属于人类范畴是获得基本权利的决定性因素——通过白人至上主义、健全中心主义、年龄歧视、阶级歧视等等再现了特定物种之间的不平等。只要想想谁最有可能因新冠病毒而住院或死亡，这种病毒在人口中的出现与人类主导的气候变化直接相关。
为了回应生态系统的动荡，小说作家们正在寻找新的方式来重塑传统的主体-背景叙事结构，或者说，一个人在“世界”的背景下行事。生态系统小说意识到其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关联，并对此负责，在这类小说中，行动者或行动施与的对象往往彼此纠缠或互换角色。近期出版的几个比较广为人知的例子包括杰夫·范德梅尔（Jeff VanderMeer）2014年的《遗落的南境》（Southern Reach）三部曲，故事中的一位科学家与她试图研究的神秘区域合体；或者是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的《过度故事》（Overstory，2018），该小说通过描写人类与树木的多次相遇来讲述森林砍伐的现状。我也会想到海伦·菲利普斯（Helen Phillips）的作品，她的肉体恐怖时空旅行小说《需求》（The Need，2019）将一个古植物学裂缝框定为身份斗争的源头，或是特里西娅·沙利文（Tricia Sullivan）讲述包含多个宇宙的身体的小说《占领我》（Occupy Me，2016）。当然，这类作品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虽然过去它们经常被归类为“类型”小说），这一“类型”的前辈作家包括塞缪尔·R·德拉尼（Samuel R. Delany）、奥克塔维亚·巴特勒（Octavia Butler）、厄休拉·K·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斯塔尼斯瓦夫·莱姆（Stanisław Lem）、小詹姆斯·提普奇（James Tiptree Jr.）等等，我可以想象他们的作品已经做好在疫情后（或疫情中？或永远的疫情？）再次流行的准备了。
病毒是因为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而产生的，它并非来自“我们”之外。虚构作品可以让我们在内部寻找对抗者，而不是从外部召唤敌人。它们可以关注人类的经验，同时又不将整个世界简化为人类的经验——人工智能、风暴或病毒之间无法简化的差异性在其中得以保留。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正在人类主导的气候变化中经历物种转型。鉴于人（要明确：富有的白人）造成了这场灾难，提出在世界故事中去中心化人类角色可能听起来有悖常理（或者说不负责任！），但只有转变主体-背景的视角，才能充分描绘出导致世界陷入这场大灾难的相互关联性，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一直在暴力地否认这种相互关联性。
故事也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在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因果循环似乎越来越紧密。例如，金融资本主义本身就可以说是一种基于特定类型的未来主义的“推想虚构”，即通过预测未来而创造未来，使预测变得可信。同样，“趋势预测”创造了其所预测的趋势，假新闻创造了真新闻。在这种背景下，作家不妨也考虑创作至少承认它们有可能干预“现实”的虚构作品。这些干预可以包括主体/背景的反转，或通过将不同尺度拼接在一起而使个人和集体之间的界限崩塌。
我还没有妄想到要宣称一部小说可以炸毁所有制造这个灭绝时代的价值体系、政治、经济和知识形式。要做到这些，革命是必要的。但乐观来看，我确实认为虚构作品——也许根本不是以小说的形式出现的——是起作用的：它是在为改变而服务，无论改变是好是坏。它的效果不是线性的或一对一的，也不一定是可计算的，也不应该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它所产生的效应比任何因果方程式所能解释的更奇怪、更诡异。这种怪异性正是小说能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就算是在革命被压制的时代。这也是为什么你可能要等到在故事中读到时才意识到革命已经来临。
埃尔维亚·威尔克（Elvia Wilk）是一位写作者，现居纽约。她的小说《椭圆》（Oval）于2019年由Soft Skull Press出版。她也是e-flux的特约编辑和博古睿研究院（Berggruen Institute）“人类转变”（Transformations of the Human）项目2020年研究员，该项目关于后疫情世界中人类角色变化的讨论催生了这篇文章。项目的概念框架曾由托比亚斯·里斯（Tobias Rees）和安妮卡·伊（Anicka Yi）在《病毒的教导》一文中描述，相关讨论也可参考卡罗琳·琼斯《病毒体：在聚合的层面上进行思考》，均发表在《艺术论坛》2020年5/6月刊上。
文／ 埃尔维亚·威尔克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