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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在想着它”

《寻常笔记》中提到的“小石城事件”档案图片.

克里斯蒂娜·夏普(Christina Sharpe),《寻常笔记》(Ordinary Notes),但特书店出版社(Daunt Books Publishing),2023,总页数:379页。

作动词:注意,助记,仔细观察;作名词:记忆,音符,表达情绪态度的声音……惯于从前言总览全书的读者,只能在克里斯蒂娜·夏普(Christina Sharpe)的《寻常笔记》[1]扉页看到“Note”的诸种含义。寥寥数语并置,开篇便对读者的预期进行了一次解构:打破为某事注疏的前设,把记忆与声音相连,引向一系列留意、观察、发声的过程。248篇以数字编号为序、大多缺失写作时间、随作者的脚步游走于各个地点的笔记,部分源于作者电脑里一份名为《为某事而作的笔记》(Notes Towards Something)的文件,最终在一年半的时间内集中写就成书。全书共计八个章节,由个人和家族记忆,因文学、艺术、电影、建筑空间触发的随想,对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文化、政治与社会事件的回应编织而成。用夏普的话说,这些笔记收录的是“彻底地反黑人的声音;尝试去除反黑人逻辑,但以失败告终的记录;拒绝套用上述逻辑从而同时去人化、非人化或再人化黑人的笔记”(页3)。碎片式的笔记中暗含线索,或层层递进,或前后呼应,偶有推翻前设,像极了一种伴随式的思考状态。

­众多读罢让人获得新知的书中,《寻常笔记》是让人想要去感受的一本。248个看似偶然又微不足道的日常遭遇叠加,编织出现实的厚度与深度,读来就好像活在其中。夏普曾致敬赛蒂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在《失去汝母:沿着大西洋贩奴之路的旅程》(Lose Your Mother: A Journey Along the Atlantic Slave Route,2007)中所采取的方法:用说故事的方式干扰并对抗抽象的暴力[2]。相似地,在《寻常笔记》中,夏普试图探索笔记作为文体的潜能——通过不断累积、叠加与并置片段的方式提出观点,邀请读者进入一个黑人生命的生活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读者总可以在某时某刻安放自己,如作者所希望的,这些随笔或许穿过时间、空间与距离,以不同的方式抵达每个读者,让人感到被支撑着(《第1篇笔记》)。

克里斯蒂娜·夏普,《寻常笔记》,2023,英文版封面.

第二章伊始,夏普在《第18篇笔记》中写道,她在教学狄昂·布兰德(Dionne Brand)的小说《月满月更之时》(At the Full and Change of the Moon,1999)时受到启发,“想写那些几个世纪以来萦绕着一代代人的沉默、恐惧和动作”(页26),并“开始观察那些微小的动作与其背后决定性的困扰”(页367,注释18)。在夏普形容为“气象”(weather)的总体性反黑主义之下,对大多数黑人生命而言,日常如针刺而非落石。种族创伤是渐进性的,伴随着每一次呼吸,如同将周遭空气吸入身体——无法依附某个事件而爆发,找不到语言或听众,逐渐内化成为潜意识的恐惧与不假思索的身体惯性。也正因如此,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细小举动都值得被再次观看。就像夏普向我们演示的,如果选择倾听沉默,每一记都同时告解了外部的压抑与内心的挣扎。不过,承认脆弱并不意味着安于被压迫者的姿态——后者往往止步于控诉,反而强化了暴力机制的逻辑。借助文学、艺术与日常创作的重新分析,第三章节“我能活下去吗?”(Can I live?)正是喊出了外部困境也难以抑制的生命力 ,指明离散的黑人生命重建家园、自我发明,从而超越自身境遇,这本身就将生命置于一种艺术的状态。在她笔下,看似静止的姿态,或在潦倒时仍展现自身的美丽,皆可被视作生命语法的回文构词(anagrammatical life),也是创造新世界的方法(《第170篇、第51篇笔记》)。

这些未被正视又不按常理的生命经验,自然也难以用既有的语言读解。在第六章节“为无法转译的黑辞典建立初步条目” (页233)中,夏普试图寻找零星语汇,步入一个无法翻译的黑人生命的转述工程。她所指的翻译,意味着“将生命从死亡中汲出,在静默中传送声音,在耳语中聆听嚎叫,又在尖叫中听到嘘声”(《第180篇笔记》)。恰恰因为不可言说、无法共享,转译不能仅凭文字,也仰赖字里行间所建构的空间合力达成:时长时短的笔记中,常有一句两句支撑起一页纸的大片空白,呼应着沉默、静止、哀悼与想象。语言留白之处,既是历史虚空之所,也是留给读者呼吸的空间。这一生命最初和最终的动作,填满语言的间歇,在看似静止的生命状态中建立微弱韵律,将未成形的想法吐出,也将未解的一切缓缓吞咽(《第167篇笔记》)。也是在这样的呼吸之间,弥漫全书的哀悼气息似在低鸣。当读者伴随夏普的脚步重访和平与正义纪念馆(National Memorial for Peace and Justice),一起阅读《宠儿》(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Beloved, 1987)的选段,好像与所有游经此地的黑人生命一样经历一次从恐惧到“哀悼”(mourning)的跨越,学习在历史压迫的后世中记着并醒着(《第44篇笔记》。而这不仅是黑人生命的功课而已。

位于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美国国家和平与正义纪念馆.

每一位关注芸芸众生、被剥夺者、次等人和被奴役者的研究者都不得不面对档案的政治。哈特曼曾提出“批判性虚构”(critical fabulation)构造想象的叙事,夏普则通过错位的共情展示了一条与他人遥相联结的路径。《第5篇笔记》始于夏普记忆中的两幅图片:前者是持棍的、愤怒嘶吼的年轻白人男孩;后者是一位戴眼镜、穿着得体的黑人女学生,抱紧手中的书本,尽量镇静地前行,身后追逐着她的是愤怒叫嚣着的白人女性与士兵。似乎都是从书中见到的,她已记不清了。模糊出处的、打乱时序的脑中档案慢慢变为一种伴随状态。笔记的文体容纳了这些无处引用、不甚“专业”的私密档案,使它们依旧是可被调取、并置和召回的知识。然而,失去了上下文,照片里的恨意几乎无根又不可溯源。想必这也是夏普的用意:无法被理性解读的恶意,似乎还原了边缘群体成长过程的某种普遍感受。即便无法完全设身处地经历他人的境遇,她认得那种恨意,也认出那种恐惧。“当然”,夏普转而补充道,“我不了解她的恐惧。我了解我自己的。我的恐惧在她的身旁”[3]。对于研究者来说,“在她身旁”首先是对无权也无法代言他人生命的坦诚,继而校准自身的位置并由此出发,尽力与彼此同频共振(attuning)。同样,也是因为公共档案的缺失,夏普的笔记中一个核心线索是围绕着外婆与母亲展开的家族记忆。在那些感性经验与日常动作的回响里,夏普找到了族群历史难以言说的苦难与挣扎的入口,也意识到她继承下来的爱与美的能力。

正如夏普引述“过去,是一种位置”(《第3篇笔记》),看似基于情感的站位亦是伦理的,是现世生命对于族群历史的主动背负。《寻常笔记》在私人与公共,档案与想象,历史与当下之间穿针引线,这不失为夏普在《觉醒:论黑与存在》(In the Wake: On Blackness and Being,2016)中所提出的 “觉醒工作”(wake work)的绝佳演示:“通过我们已知的、既有的、想象的和无法想象的生活经验,栖居于又扰乱我们习以为常的认识论” (夏普, 2016:页19)。于是,尽管《寻常笔记》不是一本难读的书,阅读的负担并不因之减轻。无论何时从何处开始,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工作”(work)的份量。它的背后是艰苦的情感、体力与知性劳动,也必然依靠跨地域与代际的群体合力完成。但它不是独属于黑人生命的内部工作,不是一项非黑即白的二元工作,也绝非诉诸“正义”的工作。当白人至上主义已经统治了几个世纪,我们当下所谓的正义观又意味着什么?

在第35至37篇笔记中,夏普讲述了在和平与正义纪念馆墓园遇到一位哭着向她说抱歉的白人女性,而自己没有回应的故事。夏普说,当她道歉时,也下意识地将自己背负的痛苦转嫁给他人。此时的沉默不再萦绕恐惧,而是拒绝历史创伤被轻轻带过:“这不由我来承担。我有我自己的痛苦。”(页57)纵观全书,相较于给人安宁的正义,或是某种速效解方,夏普试图介入并制造一种更为困难与复杂的关系:不急于与历史和解,也并不试图达成疗愈,不因点到即止的致谢(acknowledgement)而消解,更不能重复生产同样的暴力与割裂。这份难解或许是《寻常笔记》最动人之处:结构性的暴力与隐形的历史创伤不会一日消失,留给我们的仍旧是未竟的工作。这份工作在哀悼与美丽之间创造空间,伴随并支撑着生命,就像数篇笔记末尾常常出现的那句:“我仍在想着它”(页41)。

注:

1. 本书尚未出版中文版,书名中文标题为笔者翻译。

2. 2008年,哈特曼在接受帕特里夏·J·桑德斯(Patricia J. Saunders)的采访时所言。夏普曾在《觉醒:论黑与存在》一书中援引并展开论述。

3. 夏普记忆中的第二张照片来源于“小石城事件”的图片档案。作为1957年第一批在小石城中央中学(Little Rock Central High School)上课的9位黑人学生中的一员,当时15岁的伊丽莎白·安·埃克福德(Elizabeth Ann Eckford)在走路去上学途中,曾独自面对当地白人民众的强烈威胁。夏普在笔记中没有赘述事件始末,仅提示了埃克福德的名字。

沈军向身处困境的自发档案实践学习,以期理解日常动作中累积的强度与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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