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马库斯·加布里埃尔，《伦理资本主义的时代》，日文译者：土方奈美，早川书房新书，2024，总页数：304页。
德国思想家马库斯·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凭借其《为什么世界不存在》、《新存在主义》等，著作已经成为当今现象级的哲学明星，而日本社会对这位思想家的关注度似乎尤其高——以面向一般大众的书籍形式（所谓“新书”）为例，以加布里埃尔访谈或对话为主题的著作已经不下五种，而他迄今为止所出版的学术著作也已大多被译为日文。或许是由于这种高关注度，加布里埃尔选择将自己最近的著作《伦理资本主义的时代》首先以日译本的形式在日本出版。在这本同样是面向大众的小册子中，加布里埃尔有意将自己的立场与另一位明星思想家斋藤幸平的立场针锋相对起来，不仅旗帜鲜明地拒绝“人类世”的说法，也拒绝斋藤在其畅销书《人类世的资本论》中提出的“反增长”口号。加布里埃尔认为，当下并不存在实际可行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而且我们也不需要设想什么替代性方案，需要的是——如本书标题所明示的——一种将伦理诉求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相结合的“伦理资本主义”。
毫无疑问，恐怕在任何一位受过基础教育的读者眼中，“伦理资本主义”一词似乎都是一个矛盾措辞：众所周知，不仅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造成的各种剥削和社会不平等，以及对于自然资源的破坏，与任何伦理主张都背道而驰，而且从原则上说，“资本”只会不断地自我扩张而不会受制于任何外部的伦理要求的限制。资本要以自己的面目改造整个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教给我们的基础知识。但在加布里埃尔看来，事情并非如此。如果用书中的一句话概括“伦理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点，那就是通过“将伦理和资本主义融合起来”，“从道德上正确的行为中获得利益是可能的，而且也应该如此”。换句话说，资本的扩张和累积的过程，或产生剩余价值的过程，本身可以也应该是伦理性的。此话怎讲？
在考察加布里埃尔的积极主张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下他针对迄今为止（尤其是左翼思想家）的资本主义批判所提出的质疑。加布里埃尔认为，如果承认“资本主义”的基本构成是“生产手段的私有”、“自由契约”和“自由市场”，那么我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就应该被严格限定在经济领域，而不存在一个总体性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不仅仅是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并非所有活动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或被资本主义市场交易逻辑所支配，更是因为“不存在单一的、无所不包的一个‘人类社会’”。加布里埃尔认为，大部分资本主义批判——无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还是“批判理论”所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都错误地将所有社会问题都归咎于“资本主义”，仿佛后者是一个无所不包、无远弗及的怪物。在加布里埃尔的论述中，这种“神话”般的理解方式不仅无助于论者提出积极的替代性方案和主张（除了乌托邦式的口号和/或“革命”），更无助于我们恰当地理解当今资本主义制度的潜能和难题。简言之，尽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活动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至关重要，但它并不能被等同于“社会”的性质——加布里埃尔从这个貌似稀松平常的事实中，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
“资本主义不是体系，而是一种无秩序的形态，它通过产生创造性、促进创新、为未来和进步的投资给予报酬，从而带来大胆的社会变革。”（第73页）
当然，这里所谓的“无秩序”，并不是说加布里埃尔推崇新自由主义或放任自由主义提倡的那种“市场万能主义”，更不是要求国家当一个纯粹的“守夜人”；恰恰相反，既然资本主义体制不能涵盖社会的全部活动，国家和法律对于市场的管制与干预从来都是必需的，而且也是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在做的事情。那种简单地将资本主义和它的对立面（如社会主义）界定为是否存在一个不受任何外在于经济活动的因素影响的纯粹“自由市场”的看法，在加布里埃尔看来，其实属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恰恰在于新自由主义：“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产生了新的封建体制，即金权政治和经济寡头体制，它们是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的。说得挑衅一些，新自由主义缺乏资本主义的特色”。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沿着加布里埃尔的话说，问题从来都不在于国家是否应该干预市场（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这从来都是个伪问题），而在于这种干预是否具备“伦理性”，在于它究竟产生了加布里埃尔笔下的“道德进步”，还是产生了“金权政治和经济寡头体制”。任何一个理性的心智都不难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更不是一个政治立场的问题，而是深刻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对于置身的历史状况、对于我们在其中经营的具体社会生活的感知和理解。既然经济和自由市场自始至终都密切关联于、或不如说镶嵌在“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和伦理生活”之中，“伦理资本主义”不仅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反倒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内在推动力：
“资本主义不是一个体系。它既不是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包含人的所有社会经济交易的经济体系，也不是一个包含社会全体的体系。经济活动完全没有任何中心性的管理，也就是说，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不受当今政治家的价值判断的束缚，而这种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存在，会产生创造性和不可预测性——资本主义的力量在于此。”（第200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话中，加布里埃尔将资本主义经济蕴含的“创造性和不可预测性”与“政治家的价值判断”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如果要践行所谓的“伦理资本主义”，那么能够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伦理要求”或“伦理依据”的，并不是国家或政治家——“伦理要求”的意思并不是让经济活动服从于某个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更明确地说，加布里埃尔认为，能够承担这一伦理使命的只能是哲学家。作为本书的一个积极主张，加布里埃尔明确写道：应该在所有企业中设置一个十人左右的、由来自不同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伦理部门”，这个独立部门会准确评估企业文化和经营方向，并从“道德进步”的角度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规划和建议，甚至能为企业提示其“真正的利益”。加布里埃尔仿照现有的企业职能部门的名称，将这个专家团队称为“首席哲学官”（Chief Philosophy Officer，CPO）。
这个听起来颇有几分“哲人王”色彩的提案，基于加布里埃尔所谓的“道德进步”和“道德事实”的观念。具体而言，“道德进步”指的是“迄今为止部分隐藏起来的道德事实得到社会全体的认识”，而“道德事实”指的则是“关乎相当状况下的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道德性’事实”。“道德事实”无关行为主体和对象的身份和性质，具有康德的道德律令意义上的普遍性。然而，在我看来，尽管“道德事实”构成了“伦理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它却是全书中问题最大的一个表达。
关于“道德事实”，加布里埃尔在书中多次提到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救助落水儿童：当我们看到一个儿童溺水，只要我们有能力进行救助，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救助这个儿童，无论他是谁，也无论我们是谁。饶有兴味的是，加布里埃尔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戏剧性地为我们的道德抉择准备了这么一个选项：一边是溺水的儿童，另一边是一瓶冰镇啤酒——如果选择救助儿童，那么啤酒就会变得不那么好喝，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作何选择？
实在来说，我不太确定喝冰镇啤酒是否构成一个有意义的“伦理选择”。它更像是一个关乎个人“品味”的问题（同样地，救助溺水儿童一般而言则不会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个人化的“伦理品味”）；重要的是，在这个场景中，加布里埃尔其实并没有展示任何伦理难题：我们恰恰被要求在一个极具伦理意义的选项和一个非伦理的选项之间做出“伦理抉择”。在此，让我们尝试从加布里埃尔的“新存在主义”回到（旧版本的）萨特的“存在主义”那里：面对在行为上可能构成彼此冲突的“道德事实”——例如我们在救火的途中遇到一个溺水的儿童——由专家构成的“首席哲学官”该如何提出一个符合“真正利益”的方案？事实上，我们不需要一个新的机构来对类似伦理难题展开讨论和研究，因为已经存在这样的机构设置了：大学中的哲学系。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很少有人会真正遇到存在主义式的抉择。那么，就企业和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维度来说，什么才是伦理考量建立其上的那些“道德事实”？在书中，加布里埃尔对此给出了两个值得玩味的例子。一是新冠疫情期间疫苗的快速研发和销售。毋须多言，一些疫苗企业因此获得了巨额的利益；在加布里埃尔的论述中，这是一个很好的用来说明“伦理资本主义”的例子。可以说，在面对一场威胁全世界的疾病时，能够快速研发疫苗来缓解甚至阻止病毒的扩散传播，同时也在此过程中收获经济上的利益，的确回应了“伦理和资本主义相互融合”的要求。另一个例子则是新能源。加布里埃尔设想，如果企业开发了一种能够解决当前世界所面临的环保和资源问题的新型能源，它同时也能因此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
然而，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伦理资本主义”似乎最终被还原为技术进步主义，或者说，我们既可以将这些已经或即将成功凭借新技术而获得经济利益的企业理解为按照“伦理要求”行动，却也可以依据同一事实而将“伦理性”仅仅理解为资本扩张的副产品。问题在于，如果技术进步本身可能带来符合社会乃至全人类利益的“伦理效果”，那么企业就不需要额外设置一个“首席哲学官”的机构来“启蒙”它什么才是“真正的利益”；反过来说，如果真的存在某种只有哲学家才能看准的、基于普遍性的“道德事实”和“道德进步”的“伦理要求”，那么撇开充满理想色彩的技术进步论，它们倒更像是要求监督部门确保市场行为者遵守基本的道德底线——例如不允许货罐车同时运输煤制油和食用油。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也同样不需要“首席哲学官”来向我们“启蒙”什么才是“真正的利益”。
于是，在恰当的意义上，资本主义经济要么已经是伦理性的，要么新自由主义经济中的那些非伦理的乃至野蛮的行为恰恰还不够“资本主义”。但是，无论何种情形，似乎加布里埃尔提议的“首席哲学官”都无法扮演“伦理启蒙者”的角色。这么说不是为了否定加布里埃尔的努力——事实上，我认为加布里埃尔所采取的积极立场比斋藤的“反增长”主张更值得重视——毋宁说，在我看来，或许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和“伦理要求”的关系；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确保参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行为人拥有伦理上的使命感（commitment）和正直（integrity）。如果资本主义的活力确如加布里埃尔所说，在于自由市场和自由交易所形成的“创造力和不可预测性”，那么哲学所能做的或许不是为企业建言献策，而是（同样用加布里埃尔自己的话说）让“经济学家、企业家、政治家、艺术家都成为真正的哲学家，即热爱那种智慧的人，它可以实现根据本质价值和可持续性来界定的真正的经济增长”。自由契约和自由市场的前提，或许是“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
文／ 王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