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2023，李贻琼译，后浪｜贵州人民出版社，页数：208页。
“我小时候，村里人使用的语言，词语就住在它们表述的事物表面。所有名称与事物贴切契合，物体和它们的名字如出一辙……”（1）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开篇首句，便预言了这不是一个轻巧的故事。读者倒吸一口凉气，提醒自己警惕：开端越是平滑完整，就越昭示着即将开绽的裂痕。
米勒的文字在裂缝最深处：“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内心创伤最深的地方，不然我根本不必写作。”（185）维特根斯坦将文字的轻逸（lightness）比作飞鸟，而阅读米勒的窒息感像是在海水中慢慢下沉。或许对于米勒来说，语言何须跃出生活世界重新发明形象，能够接近“真实”已非易事。《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共收录9篇短文，大致循时间线索记述赫塔·米勒从罗马尼亚的童年时光到德国旅居的人生，可被视作这位诺贝尔文学奖作者的准自传。米勒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德裔聚居区，因二战中族人在彼时政府号召下的亲德行为，整个村庄在战后受到奇奥塞斯库政府的严密监视。这位日后需要习得“母语”的罗马尼亚裔作者，从未用罗语写作却渴望其温度，冷战期间在西德发表的短篇小说集被指控叛国。最终移居到德国，语言终于相通，却因书写极权统治下的生活，被人质疑沉溺过去、拒绝与本地产生关联。命运，总将流离失所者逼近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身份始终错置，语言总是丧失。
在专制压迫下如履薄冰地维生，又堵上生命逃离极权统治，恐惧渗透米勒的文字，好像头顶悬着一片乌云，随时等待一场命运之雨。米勒写道，这是“恐惧制造者” 施加于“恐惧啃啮者”的戏法——“让持久的恐惧没有空隙，比人更大，让人属于它。”（188-189）看不到天空时，上至国家下至个人都成为孤岛。行动局限于可预测的安全范围，“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是安全的，就像日子从一点走向另一点。”（133）从米勒笔下我们得知，恐惧真正做到的是调整视阈，让人们自困于当下，就像不堪羞辱的外公埋首于家庭账簿（88），“我”在失语的童年里寄情于大丽花。其影响也是绵延的，“神经被摧残后永远不会复原，它在以后的岁月中将永远处于紧张状态”（91），战战兢兢，一触即发。
几乎是神经质的，米勒笔下的记忆、情感与日常之物永远绞缠在一起，设下埋伏，以至于现实中到处都是创伤的触发器。儿时失足差点淹死的海，不堪秘密警察叨扰的生活而试图自杀的河，秘密警察家访时倒入杯中、在静默紧张的气氛中仿佛振聋发聩的水，拼贴成为关于水的梦魇（《沉默使我们令人不快，说话让我们变得可笑》）。随时随地袭来的恐惧感穿过时空，让眼前的场景与记忆叠加，仿若电影的匹配剪辑。面对秘密警察的死亡威胁，“我”遁入词语中找到片刻侥幸——因为方言中没有“水尸”这个字，无法描述就仿佛不可能发生——“词汇表的无语之处成了我逃生的洞口。”（97）然而，词语仅能给予刹那的庇护。直到米勒与友人亲眼目睹“溺水”女尸，才知道纵使语言到达不了的地方，命运仍在劫难逃。
当外部没有出路，人只好向内活着：恐惧充斥了生命的体积，有限的安全感都寄附在沉默里。“沉默时，我感到惊恐在我身体里沉睡，我说话时，它又醒了。”（93）沉默不再是句中点缀，它独立支撑着生命的过程。历史创伤在沉默中继承，写作则让词语在噤声中苟活。如果我们想当然以为，投入现实生活的冗杂便可以忘记过去，米勒揭开了这层假想的保护罩：持久的恐惧“改变着后面的，也改变着前面的事物……”（91），“人们愈是认真地参与当下，过去就愈加清晰地回到我们身边。”（118）哪怕离开恐惧之源，所谓的“自由”也不能治愈这种沉默，反而异化了噤声的生活，于是“有人让我用具体实例说明独裁政权的统治时，我只提了几件自认无伤大雅的事。”（100）更不必说，恐惧制造者永远变换着面孔，它以不同的形态对普通人施加相同的暴力——“不论走到哪儿，我们都找得到你。”（199）
“人们轻松地称作历史的东西”降临在具体的人身上，最真实处往往不可言说，但“历史将他们释放后，没有一个人完好如初。”（91）或许正因如此，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发言人颁奖时将米勒的文字形容为“必须继续进行下去的战斗”。我想，“战斗”不免让执笔写作浪漫化为某种对抗姿态，米勒演示的更是一种无休止地纠缠——直至它内化为生命的组成部分。而浸淫在沉默中并受其保护的人，早已练就看穿沉默的目光。曾经历苏联劳教营的母亲鲜少诉说劳教营中的遭遇，她的苦难却在细微之处显现。通过刻画母亲面对营中食不果腹但又赖以生存的土豆时那些杂糅着“恐惧与狂热、厌恶和渴望”（142）的目光、呼吸、表情与动作，土豆中仿佛寄存了死的迫近与生的卑微，欲望与耻辱伴随每次咀嚼一起吞咽。（《陌生的目光或生命是灯笼里的一个屁》）
这像极了书写者与语言之间的共生关系。“如果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失常，词语也会失落……尽管如此，表达的愿望依然存在。”（9）一位作者，一位在独裁统治中被迫失语的作者，她必定看穿了词语，恨透了语义陷阱与文字游戏，也控诉使用者榨干它的意涵、扭曲它的本性，或放任它失去意义。她企图破坏它，但也依赖它。她深知词语的坏要用词语的好来抗衡，词语的祸也要通过词语来修补。执笔者与语言仿佛许诺了一种伦理式的共生关系——不能矫饰，也不能略过，信任它，也要穿透它。
于是全书穿梭在记忆、情感、真实与幻想之间，落脚在词语上。儿时的德语方言或重新习得的母语（罗马尼亚语）所带来的曼妙与生动，可被用来戳破城市用语带来的幻觉（如形容“天空”仅是“开放”而非“自由”）。原来名字也是词语——米勒偶然得知自己的名字来自于母亲死于营中的儿时玩伴——无法言说的生命经验通过生命携带的字词隐秘地传递下去，即便 “我从来没问过母亲，她在叫我名字的时候，是否会看到两个人。”（143）米勒的语言是破碎的，她用狡猾或笨拙的词语来讲述不可言说者，像是七零八落拼凑起来的生命碎片，在名为身体和脑的腔体里搅碎、挤压、过载。错置与臆想也成为了米勒的方法，她通过“剪裁”挑战语言惯性，从而解构其背后的政治结构，以接近那些不可言说的、颠沛流离的生命经验。
“每一个好句子都会使大脑无声地迷失，把读者带到一个它所释放的内容迥异于词语之表达的境界。”（15）在真假难辨、有口难言的时刻，臆想似乎更能让人接近真实。当流离失所者仅能携带词语，就像米勒反复引用西班牙作家豪尔赫·森普伦（Jorge Semprún）说的“家园即说出者”，那些伴随词语而逐渐被说出的话，仍可为无所依者提供庇护。
文／ 沈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