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亨泰尔·亚普（Hentyle Yapp），《少数中国：方法、物质主义与美学》（Minor China: Method, Materialisms, and the Aesthetic），杜克大学出版社，2021，总页数：287页。
在主流地缘政治与自由主义批判之外，是否还有重审中国当代艺术含义的可能方式？何谓“少数”的中国当代艺术与美学？美国跨学科研究者亨泰尔·亚普（Hentyle Yapp）所著《少数中国：方法、物质主义与美学》（Minor China: Method, Materialisms, and the Aesthetic）一书对中国当代艺术及其既有解读进行重新评判，尤其将所谓“少数”艺术的判定视为己任，尽管该著作的关注重点为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展览、评论话语中的位置，它所面向的读者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亚洲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业者。
亚普的成书背景对于大多数熟悉艺术行业且使用简体中文的读者而言并不陌生：西方世界对于非西方当代艺术的审视，往往不乏民族志式的认知——而就中国当代艺术而言，欧美机构与市场对中国政体特殊性的洞见或想象，时常会构成一类单一语境，为艺术的理解设限。因此，经由此种语境淘洗存留的作品多半以其政治反抗性闻名。从许多中国艺术家的视角来看，这点观察称得上是老生常谈；相应的，这点观察的出现往往止步于其对该类作品在内容上的驳斥，缺乏针对作品评述背景的结构性批评。亚普书作的贡献之一便在于他将评论矛头指向了作品评述背景，在书的开头便强调了这类反抗叙事所暗含的假设，即当今由西方文化阶层主导的国际艺术界对于自由主义的通行认知以及与之伴生的政治行动主义的理想化解读。换言之，在这一假设下，作为美学系统载体的艺术作品和主流地缘政治之间存在着“直接且线性”的索引关系（24）。那些在索引关系中不幸失焦的艺术家、作品和理解线索，将不免成为主流艺术叙事外的“少数”。
面对自由主义想象下“个体抵抗压迫”式的二元艺术论述，《少数中国》选择对其进行肢解。与此同时，“少数”与“多数”间貌似二元的对比，以及前者在后者压力下不得不先后经历的隐匿与阐发，则似乎是《少数中国》的一大写作支点。若从表面出发，读者可顺势将亚普对于二元论述时而“否定”时而“肯定”的认知视为作者的概念性失误。但是，这一认识的前提是我们将“少数”与“多数”认作两条互不相交，相互绝缘的平行线。在书中，亚普对这类泾渭分明的认知表达了清晰的批评。“本书的研究方法可被概括为‘踌躇’（hesitates），在转向普世概念的基本构件时，去关注那些时常被强势论述所摒弃的细枝末节。”（16）。再换言之，亚普所关注的“少数”并不位于作为“多数”的主流政见或艺术意见之外，而必须从现代性框架内部对“多数”进行评判。与其说“少数”是“多数”的反面，不如说“少数”是“多数”本身亟待发现的动人角落。
让我们首先观察“多数”，即自由主义对非西方人、事、物的政治与理论审视，使其可知、可读。这类貌似粗暴且富有殖民意味的操作并非只是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治下舆论的特权，左派学界对自由主义的大体认同已然成为一种共识。对此，《少数中国》例举了至少两点理论证据。一是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可感性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对于这位政治与美学领域的理论巨擘而言，美学本身的政治性使其承载着介入主流政治的可能。在此前提下，“可感性的分配”的既有体系受到了来自美学介入的冲击，从而不得不去正视甚至囊括那些从前被历史话语所抛弃的“不可感者”。虽然朗西埃的理论旨在为权力下位者正名，但在亚普看来，这种“美学击碎社会参与壁垒”的叙述与自由主义所宣扬的民主代表制度可谓殊途同归：两者均将美学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良药，进而忽略自由主义社会的制度性弊端。第二个例子关涉言语行为（speech act）及表演性理论中的“适切”（felicitous）概念。在《如何以言语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中，J. L. 奥斯汀（J. L. Austin）将“适切”的施为句（performatives）论述为更具能动性和影响力的一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不适切”（infelicitous）施为句所具备的其他可能性，因后者无法顺利满足自由主义表演性理论对表演者抱有的“主体意识”（consciousness）期待。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亚普眼中，“不适切”且缺乏“主体意识”的表演，如曹斐创作于2004年的作品《角色》（Cosplayers）中那些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手持道具刀具却被家人、路人忽视的动漫扮装者们（cosers），恰巧可展现少数主体在面对自由主义包容政治时的“踌躇”。进一步说，亚普认为，在曹斐这件广为人知的作品中，观者对cosers“不适切”表演的观察可将作品从“新自由主义所致社会矛盾的中国写照”这一解析中释放，转而聚焦“不适切”表演在身份和政治意图上的开放性，令“不适切”表演从侧面质询自由主义表演性理论的天然假设——即作为多数派的该理论对个人能动性和政治主体性不假思索的认同。诚然，曹斐绝非中国当代艺术家中的“少数”，亚普对曹斐作品的青睐也有将曹斐无端少数化的嫌疑，即便曹斐已经是最受西方人文学术界垂青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同时，曹斐通过作品关注的cosplay现象在千禧年后的中国也并非异类，而是受主流商业拥戴，因此cosplay在中国可能缺乏“适切”表演解读的基本土壤——来自“不适切”的驳斥亦可能无从提起。但问题之余，作者对曹斐作品的例举仍指示了其论证的“少数”对象并非“多数”的对立面，而可能是“多数”中类似刺点（punctum）的存在。
或许是出于著作关注重点为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展览、评论语境中位置的关系，《少数中国》的书写位于亚洲研究（Asian area studies）与亚美研究（Asian American studies）的边缘。因此，亚普在聚焦所谓区域历史特殊性的同时，也力图解构“亚洲”与“亚洲性”，为本书注入了以感觉（sense）和情感（affect）为导向的身份、种族与性别研究理论元素——尤其是成形于上世纪中下叶的法语形而上学，以及以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为代表的黑人女性主义理论。亚普以这些修正为先的理论元素作为助其展开分析的工具。乍看之下，这些流行于北美学界的理论因其生产环境的不同，并不一定适配创作于世纪之交的亚洲当代艺术。但或许我们不应以此为由杜绝使用，这可能导致那些与亚洲相关联的主体再次堕入所谓欧美理论特殊性之外的灰色地带。这些不全然适配却足够启发重审意识的理论元素，同那些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主流理论，还有艺术作品本身所显露的少数性一道，三者缔结了全书论证的基础。
那么，何为机构、市场宠儿艺术背面那些不曾受重视的少数性？借力上述理论，亚普将美学范畴下的感觉与情感表达视作少数主体有力的创作媒介。同时，亚普认为，这样的表达并不止步于所谓的纯粹美学，而是能使学科壁垒、地缘释义皆深厚的艺术理解碎片化并重组。如此杂糅的论点，必然需要针对特定作品的细读来支撑其论证。如，亚普在分析鄢醒作品《杀死电视机》（Kill (the) TV-Set，2012）时，对作品媒介选择与画面细节作出了一定细读：《杀死电视机》重新表演了夏洛特·摩尔曼（Charlotte Moorman）与白南准（Nam June Paik）合作的行为作品（1965），后者以摄影形式标志性地记录了摩尔曼与白南准对约翰·凯奇（John Cage）作品《26分1.1499秒》（26’1.1499”，1955）的解读；而在鄢醒“反俄狄浦斯”（anti-Oedipal，亚普语）式的作品中，原本极具冲击力的静态摄影在慢动作的录像镜头中悄然消解，半裸的世纪中期行为表演者形象也随着装束和性别的改换而被引入新语境，进而赋予作品“致敬”之外有意“模糊”（fuzzy，118）主流解析的新鲜情感表达。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亚普指出了鄢醒同其行为表演合作者（尼日利亚男演员阿古·阿努姆度[Agu Anumudu]）身体间相对冰冷的拥抱与若即若离的情绪状态，以及该状态可能指涉的有关中国性的新“生成”（124）。诸如此类的形式分析将艺术作品从讲求区域政治特殊性或艺术史承袭关系的解读环境中剥离，使其现身感觉与情感的场域，最终构成本书有关少数性的论述中心。
协同后人类/人文主义，近期的亚美研究理论不时展露一类通过研究种族化（racialization）历史激化少数意识，进而重思人性化进程（humanization）的趋势；这在亚普所积极引用的郑安玲（Anne Anlin Cheng）2018年的著作《装饰主义》（Ornamentalism）中便有所体现——面对十九世纪以降欧美文化中纷杂的亚洲、亚裔女性形象，郑选择逆人性化而行，将她们另类少数化并提炼为“黄女”（yellow women），即一种人、物混杂的社会和美学存在。《装饰主义》中有关“黄女”的理论在亚普对艾萨克·朱利安（Isaac Julien）作品《万重浪》（Ten Thousand Waves，2010）的分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万重浪》中由张曼玉和赵涛饰演的中国神女/影星形象因此得以与朱利安此前作品涉及的黑人奴役史发生联系。人文主义和晚期自由主义提倡从制度角度兼容（种族）少数主体，甚至采用激进政治方式（如民权运动）恢复其曾被剥夺的人性，却往往淡化种族化历史对人不可磨灭的抽象化和物化，以及这种抽象化和物化对于少数族群、近现代人文主义边界，乃至人类这一概念的持久影响。鉴于作者在自由主义包容政治面前所特意流露出的“踌躇”志趣，我们可将亚普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分析置于后人类/人文主义的理论环境中重新理解：作者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反其道而行之”的另类少数化处理，或许是令中国当代艺术得以直面（而非尝试通过协调来调和）社会结构性问题，并参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下 “人本”（humanness）之辩的一条通路，尽管参与该辩论的代价是舍弃研究中国当代艺术之于中国亦或华语圈内部思潮的意义。
文／ 张至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