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宇野常宽，《庭院的思考》（『庭の話』），講談社，2024，368页。
最近，以分析日本当代ACG文化和社会现象著称的批评家宇野常宽，出版了一本标题颇为怪异的专著：《庭院的思考》。原文的标题为“庭の話”，可以译为“谈谈庭院”，但封面上的英译则是“Think as a Garden”（如庭院般思考）。当然，如宇野在书中反复提醒的那样，“庭院”在这里仅仅是一个隐喻，或一条思考的线索。因为本书真正关心和试图应对的问题，其实在于如今弥漫全世界的一个现象，即人们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的交流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困境。
宇野开宗明义地指出，随着近些年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迅速发展形成了一个跨越民族国家的叙事和治理疆界的全球性市场，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几乎都被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阶层：一边是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通讯和移动手段、经济和技术条件成为“世界公民”的人，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身份对他们来说仅仅是诸多个人属性标签中的一个（被称为Anywhere的人），而另一边则是因个人或社会的种种限制，不得不将自己的生活局限于、或受困于某个特定地域内的人（被称为Somewhere的人）。前者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规则下从事着金融投机的游戏，后者则在由前者炮制出来的社交平台上热衷于相互承认的游戏。宇野指出，对于Somewhere的人们来说，这是他们“唯一能够获得接触世界的实感的装置”，以至于在社交平台上对于热点话题的议论和相互点赞成为目的本身，而发言的内容反倒成了手段。
乍看之下，Anywhere的人们和Somewhere的人们之间似乎有着明显的分野，他们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掌握着不同的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甚至可以说，两者分别代表了全球化时代中的“强者”和“弱者”。但在宇野看来，归根结底，如今所有人其实都在从事着相同的“关于承认的游戏”，沉迷于金融资本市场游戏的“强者”仅仅是在一个规则更复杂的、可见度更低的平台上重复着同一种游戏。这个游戏在不同人群那里只有层次和程度的差异，没有类别的差异。
不仅如此，人们在“虚拟空间”（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社交平台）上进行的乐此不疲的承认游戏，已经侵蚀了所谓的“现实空间”——社交平台上所谓的“热搜话题”或“打卡”就是很好的例子：
“#是将许多人已经在谈论的事物可视化的装置。他们接触到的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热门的#，也就是其他玩家的发言所形成的时间轴上的潮流。由此，现实空间隶属于赛博空间，被回收到这个封闭的相互评价网络内部。平台所统治的如今的赛博空间自不待言，比喻性地说，就连“被#污染的”现实空间也只是平台的一部分。”（第43页）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在社交平台上进行的交流、转发、点赞等行为，作为一种总体意义上的“寻求承认”的行为，在当今时代已经成为普遍性的文化乃至政治危机的症候。比如，在如今的视频网站上，许多由用户自己制作并上传的、围绕各种新闻话题或作品展开分析或评价的视频，往往在一开始就会向观众强调自身强烈的“主观性”，甚至强调“非客观性”——而吊诡的地方在于，正是这类带有极端“主观色彩”乃至“偏见”的视频容易获得大量的观看和评论。也就是说，人们观看视频内容不是为了获取信息，而是为了寻求认同。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有些人（如平台的利益相关方）为了增加流量和用户活跃度而“带节奏”；恰恰相反，这里的问题是，这种旨在寻求承认的行为模式和偏好早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人们在网上自发的一举一动。用宇野的话说，如今社交平台上的交流一方面无限放大了人际关系，另一方面则把所有人都还原为面目模糊的、除了寻求承认之外没有其他欲望或可能性的原子。交流不但不以人格性为基础，甚至需要在取消个体人格性的前提下成立（想想如今屡屡被作为攻击手段的“开盒”）。“信息技术把人关闭在‘关系的绝对性’的牢笼之中”（。由此造成的不仅仅是所谓的“信息茧房”，更是各种轻率而不负责任的、将特定对象视为“敌人”予以攻击的岛屿般林立的“共同体”：
“社交平台上发生的现象是，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语境前所未有地得到快速共享，共同体随时随地形成。并且，如果缺乏有意的维持…社交平台上的共同体又会快速解体。……所以，为了替换语境[以维持共同体]，就必须频繁地重新设定‘敌人’。”（第202页）
可以说，在宇野看来，利用手机或电脑在社交平台上无休止地对他人进行攻击并获得立场相同者的支持和承认，恰恰构成了如今时代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有意义行为”。当今时代的互联网已经把人变成“交换承认的器官”，这种“关于承认的游戏”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民主政治的基本面貌——只要想到2024年进行的美国大选以及社交平台X（旧称Twitter）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人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而且严重改变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和周围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与此同时，将“流量”本身以各种方式变成资本的做法，也不断推动各个平台运营或明或暗地煽动和鼓励彼此对立的小型共同体，并将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身份时刻牢牢固着在一些明确的对立标签上。而包括民族国家本身在内的各种共同体利用相同的语法和逻辑不断强化成员的身份认同、鼓动日常的排外主义和仇恨言论，则清晰表明了共同体和平台之间的“共谋关系”。
因此，对于宇野的这本书来说，其最大的主题便是如何“从内部突破‘平台的时代’”。而所谓的“庭院”，就是宇野对于解决方案的一种提示：
“平台将人变成只会不断和他人进行相互承认的器官（将人变成专为了交换承认的存在）。至少在短时期内很难解除这个与如今的全球资本主义深刻绑定的游戏。为了从内部突破这个游戏，我们所需要的是在赛博空间或现实空间内构筑一种游击战式的、平台的支配力相对较弱的‘场所’。这就是我提出的问题。我用‘庭院’的比喻来表达这种场所。”（第180页）
那么，什么是“庭院”，为什么它可以成为我们思考的线索？宇野认为，作为一个附着于个人住宅、同时又对外界保持开放的空间，“庭院”的最大特征首先在于它的生物多样性。直观地说，在一个精心修缮的、与外界半隔绝半敞开的“庭院”里，我们会遇到各种异质的存在者，无论是精心培育的花草、外部入侵的野草还是偶然停驻的虫子：“庭院里有着各种各样的事物，事物之间的交流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正是在“庭院”这个介乎自然和人为、偶然性和规划性、封闭与开放、私人与公共之间的“场所”内，人们得以和迥然相异的各种动植物、和独立于我们生活的另一个世界产生关联，并从这种与事物接触所获得的感知出发，“将相互评价游戏所统治的世界变得多样”。宇野认为，“庭院”内部自成一体而又灵活多变的生态体系，促使人们想象另一个世界，想象不同于“承认的欲望”的欲望的多样性。除此之外，“庭院”尽管是人为修缮和规划的产物，却无法完全在人的掌控之内：一次偶然的气候变化就足以打乱设计者的安排；在这个意义上，与人们在社交平台上试图将所有交流都限制或控制在预期范围内的做法相反，修缮“庭院”的人必须将自己始终开放给外部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在勾勒了“庭院”的基本特征之后，宇野对于“庭院”的条件做出了如下归纳：“第一，‘庭院’必须是人与人类以外的事物进行交流的场所。第二，‘庭院’必须是人类以外的事物之间发生交流、构筑向外部敞开的生态系统的场所。第三个要求是，人可以和这个生态系统发生关系，但无法对它进行完全的支配”。
很显然，此处宇野是在物理的意义上、而非隐喻的意义上对“庭院”的特征进行描述。当然了，这本书并不是要说，为了突破社交平台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和行为模式的支配，我们不仅必须远离网络社交，而且必须成为园艺师。我们需要问的是：在隐喻的意义上，“庭院”如何可能成为对于“平台”的一种抵抗？所谓“平台的支配力相对较弱的场所”，究竟是什么样的“场所”？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宇野在书中给出了两种不同的答案，它们的特征性关键词，分别是“孤独”和“制作”。尽管在宇野的论述中，这两个词都属于“庭院”的条件或效果，但我认为，上述两种答案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论述方向；下文会提到，宇野最终放弃了对它们进行调和的尝试，反而强调了两者的某种对峙关系。不过，在涉及这一点之前，让我们先考察一下“孤独”。
或许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宇野在列举了“庭院”的三种条件之后，又补充了一项“最重要的‘条件’”，也即“让人变得‘孤独’”。不过，这里的“孤独”与其说是一种较为负面的主观感受，不如说是一种本身值得捍卫的存在方式或状态：“真正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感觉，即哪怕没有同伴，也能在这个社会上找到安身之所”。请注意：在我看来，宇野这里的论述产生了一个微妙的策略性偏移。简言之，“庭院”的隐喻在此意指的与其说是一个主动和“平台”保持积极距离的场所（事实上，如今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场所都是很可疑的），不如说是一个留给不得不生活在“平台”外部的“弱者”的栖身之所。这一点涉及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普遍现象：现实中许多处于社会边缘、在经济和文化的层面都处于贫瘠状态的弱者，会更热切地执着于社交平台上的“关于承认的游戏”，而这种热衷又往往与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匮乏的人际关系高度相关。仿佛可以说，他们在虚拟世界中寻求自己在现实中无法满足的承认。然而，宇野指出，对于这些弱者的处境来说，解决方法不应该是回到传统的共同体，因为在后者温情脉脉的外表背后始终可能隐藏着排外性或歧视性的暴力。如果说在社交平台上一个人可以拥有多个账号、参与多重身份，从而避免将自己限制在某个特殊的领域，那么在一个有限的共同体内遭到歧视则可能导致他在生活上举步维艰。此外，我们也可以补充道：其实从前面的论述已经可以看到，在当今的时代，只要是以构筑稳定、有限和牢固的人际关系为目的，那么，各种共同体向个人提供特定身份认同的方式，与平台上相互承认的游戏之间，必定共享同一套规则和语法。如今我们能做的不是诉诸传统共同体的价值来摆脱社交平台，而恰恰是通过社交平台来重新认识当今的共同体。
不过，这个问题并不是宇野的着眼点。他以一家公共浴场的存在为例表明，正是这样的场所、而不是充满人情的共同体，为孤独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了城市中的“安身之所”：
“需要的毋宁说是公共浴场这样的场所，它是生活的一部分，而那里的人也都不怎么关注自己。需要的正是这种[个人能够]不作为任何特殊的人而受到所有人尊重……的场所。高度自觉的政治经济议论自不待言，就连彼此间的对话也没有，只是光着身子洗澡、喝一瓶咖啡牛奶，但聚在这里的人们前提上就相互尊重，或者说不排斥。”（第238页）
宇野将公共浴场所代表的场所称为“公共性”的场所。在这里，“公共性”是相对于“共同性”而言的：后者意味着存在一种内部成员遵守和捍卫的“特殊价值”或实质，前者则意味着一个“多种共同性共存”的场所。当然，现实中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场所绝不仅仅是公共浴场。除了公共浴场之外，宇野另外举出的例子是“洗衣房咖啡店”。在这里，关键在于，这些场所一方面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性需求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则使得个体可以在满足这些需求的同时，将社会性降低到偶然和消极的维度。的确，无论是在公共浴场还是在路边洗衣房，我都可以在无关乎他人评价、甚至不和他人发生任何交流的前提下满足生活的特定需要。在宇野看来，围绕“孤独”状态形成的各种担任不同职能的场所，彼此之间形成了柄谷行人所谓的“交通空间”——一个交流不受到任何既定规则和原理规定的、充满偶然性和开放性的空间。
然而，问题在于，如公共浴场的例子表明的那样，这里几乎不存在交流、不存在人际关系——也就是说，这种场所或许能满足个人身体层面的生活必需，甚至能解决传统共同体中存在的对于弱者或不适应者的欺凌和歧视，却无法形成对于社交平台上的“相互承认”游戏的有效抵抗，因为对于承认的欲望源于一种非身体性的层面，或者说，源于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根本规定。于是，一反“庭院”一词给人带来的静谧祥和的印象，宇野强调指出，在现实中能够全面满足“庭院”条件的“场所”只有一个：战争。在他看来，战争不仅满足了“庭院”的所有条件，而且满足了人的“最强烈的欲望，恐怕是唯一一个可以和获得承认相抗衡的根源性欲望：可以实际感到世界在与自己无关的意义上发生变化，也就是说，相信这个世界会改变”。
不过，宇野想要讨论的其实并非战争行为本身，甚至也不是战争理论，而是日本作家坂口安吾在小说《战争和一个女人续》中女主角对于战争的审美式理解——简言之，通过将战争场景审美化，女主角一举摆脱了共同体和人际关系的范畴，孤零零地将自己和“世界”本身关联起来：
“她找到了‘战争’这个‘真正的恋人’……她对有关身份认同的问题不屑一顾。这种‘庭院’式的场所，既无关乎‘状态’也无关乎‘行为’，而是必须让这种问题变得无效。它必须具备这种回路，即让人感到世界在与自己无关的意义上变化。”（第283页）
也就是说，通过一种个人意义上的“世界系”式的联想，主人公在孤独状态中形成的对于战争的审美化理解，在宇野的论述中成为抵抗或超越“对于承认的欲望”的极端契机——这个女人的目光不仅越过了眼前和自己同居的男人，而且越过了任何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但正是在这里，我认为宇野的论述不经意回到了一开始的出发点：坂口笔下的这位主人公对于战争抱有的“世界系”式的联想所满足的欲望，似乎恰恰就是占据社会大多数人口的Somewhere式的人们那里无法满足的欲望，或者说仅仅以否定的形态向他们呈现的欲望，即自己在全球资本主义所主导的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面前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将自己无情地固定在一片毫无希望、逐渐衰败的地域。但是，坂口的主人公之所以能够通过战争满足这种关乎个体和世界之关系（触感）的“根源性欲望”，当然不是因为她属于Anywhere的阶层，而是因为她渴望的事实上不是世界的变化，而是世界的毁灭：
“感到世界在与自己无关的意义上燃烧和变化……这是将人从平台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关键。”（第284页；强调为引者所加）
我们或许应该说，正如Somewhere的阶层并不渴望“世界在与自己无关的意义上变化”——毋宁说，他们总是已经处在不得不对此有着切身感受的现实状况中——战争对于坂口的主人公而言也不意味着世界的“变化”，而恰恰是世界的毁灭。如果在坂口的笔下，这种渴望呈现为战争的审美化，那么在Somewhere的阶层那里，我们都知道这种隐秘的欲望往往会以扭曲的形式呈现为排外主义或仇恨话语。换言之，通过表面上的排外主义话语，他们想说的其实是：你们这些掌控着世界一举一动的人们（“敌人”往往被描述为能够直接带来某些糟糕的社会后果），最好和这个世界一起毁灭。于是，貌似脱离了“社会性”的战争，吊诡地重新回到了社会的日常状态之中。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战争的“世界系”式的想象，最终同样可能被翻译或收编为社交平台上的承认游戏，不是吗？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似乎具有审美意义上的崇高色彩的欲望，和人们在平台上寻求认同的欲望，其实同出一源。更重要的是，通过战争所揭示的所谓足以对抗“对于承认的欲望”的另一种欲望（“感到世界在与自己无关的意义上变化”），也并不符合宇野在另一个地方的论述：“正确而言，人们寻求的不是通过与政治的关联来实现自我。这无非是一个手段。人们寻求的是徒手触摸世界的触感”（强调为引者所加）。毋须多言，在认识到世界本身“在与自己无关的意义上变化”的时候，一个人很难称得上是在“徒手触摸世界”。
因此，接下来让我们考察一下宇野关于“平台的支配力相对较弱的场所”提出的第二种回答。前面说过，这里的关键词是“制作”。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徒手触摸世界”的可能性。制作首先意味着人与事物的关系。不过在当代社会，这种关系的最明显和直接的呈现方式不是“制作”，而是“消费”。既然如此，宇野指出，如今若要强调与“事物”的关系，就不能简单回到“消费社会”及其“叙事消费”（大塚英志语）上，而必须回到“制作”所包含的经验那里，也就是越过“商品”这种被给予的事物的环节，回到对于尚未存在的事物的创造那里。关于“制作”的经验，宇野写道：
“在制作过程中，人可以成为这样一种主体，他从与世界的单纯‘关联’中感到快乐。换言之，也就是成为不与人发生关系、而与‘事物’发生关系的主体。”（第319页）
进一步说，这里的“制作”指的不仅仅是创造一个具体的形象（如手工艺品），更包括一些通常并不被视为“制作”的、与各种“事物”的联系：
“当人触及这一事物——它可以是器具，可以是车站，可以是别的什么——的时候，这个人的关切就集中在事物上面。哪怕在这个事物的背后散发着制作者或赠予该事物的家人朋友的强烈存在感，首先产生的也是对于事物本身的注意和感情。结果，这里就产生了事物所形成的场所。聚集在这里的人们即使没有共同的目的或思想，即使没有组织起来，这个场所也可以吸引人前往和驻足。”（第130页）
毋须多言，这些有关“事物”和“制作”的描述颇有浪漫派色彩。不过，在宇野的论述中还有几个更为直观、也更符合直觉的例子，比如模型制作和“二次创作”（即“同人”作品）。对于这些出于自身兴趣和热爱而自发着手创作的行为，宇野认为，制作者的动机都是不满足于被动接受既有的商品或文本——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行为模式和人们在当代信息社会下的行为模式并无二致——但他们创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和他人进行交流或得到认可，而是渴望一种“绝对的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宇野的结论似乎非常直白：为了克服在平台交流上中毒，人们应该培养一些可以独处的兴趣爱好。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的确是整本书抵达的结论。不仅如此，宇野认为，人们通过“制作”而获得的个体与世界之关联的触感，同样避开了共同体和他人的媒介，因而足以和对于战争的审美式渴望抗衡：
“即使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认可，甚至没有卖出一件作品，仅仅因为不存在的事物开始存在，世界就已经发生了确实的改变。通过‘切身体会’这一点，人类可以在孤独中，也就是说无需借助共同体的媒介，与世界相连。这为未来的公共性提供了一条线索。它并不像‘女人’所热爱的‘战争’那样，体验到世界在与自己无关的意义上变化，从中获得快乐。然而，在不依赖‘认可’或‘评价’的情况下，两者在连接个人与世界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因此，‘制作’的快乐最能与‘战争’这一破坏的快乐相抗衡。”（第320页）
宇野关于“平台的支配力相对较弱的场所”提示的两个回答，在此形成了彼此对峙的关系。不过，就像前面论述的那样，如果“战争”带来的毁灭快乐其实并没有脱离Somewhere阶层的想象力以及他们对于承认的欲望，那么，这里真正形成对峙的同样不是“制作”的快乐和“战争”的快乐，而是“制作”所满足的欲望和“承认游戏”所满足的欲望。根据宇野的说法，这种对峙最终可以归结为下述问题，即个体与世界的联系是否需要经过他人或社会的中介。
重复一遍：在“制作”的经验中——无论是改装一个汽车模型、写一篇“同人”小说，还是修缮庭院——我们仅仅专注于眼前的事物，并通过这种专注而直接抵达世界本身。
在我看来，这个论断有很多问题。由于篇幅限制，我在此仅仅提出两个。第一，这里的“世界”仿佛是一个仅仅由各种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上柏拉图主义式的“理念”（或“绝对的存在”）组成的世界，一个事先把人际关系、社会、共同体排除在外，乃至把语言和日常生活时间排除在外的世界。这是一个孤独、静默、永恒的世界。在隐喻的意义上，或许这种理解并非不能成立——例如，我们的确可以非常自然地谈论“汽车模型的世界”——但它的局限性同样一目了然。在宇野自己的论述里，这种局限性甚至已经以非常显豁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今天，相比于‘制作’了的事物在市场上贩售（也就是‘劳动’化），或者‘制作’行为得到共同体的承认（也就是‘行动’化），‘制作’本身，也即通过‘创造’事物所获得的与世界的触感（由于缺乏信息技术的支援）而相对‘难以感知’”（强调为引者所加）。但是，如果“制作”要实现它承诺的个体与世界的直接触感就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援”，那么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制作”无法脱离“平台的时代”，同时也无法避免重新卷入到“承认的游戏”之中（只要看一下“高达模型”当今在社交平台上如何扭曲成为人们获得承认的手段，人们如何热衷于谈论模型而非制作模型，这一点就不难觉察）。
第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宇野这番有关“制作”的论述和平台上的“承认游戏”之间最大的区别，或许并不在于是否经由他人而与世界形成关联，而在于是否具备“闲暇”和“沉默”这两个条件。在不考虑市场、也不考虑共同体的承认的前提下，孤独而沉默地专注于某个事物——在我看来，最符合这一描述的与其说是撰写“同人”小说的作者或改造汽车模型的玩家，不如说是每天抽出几个小时进行禅修冥想的企业家。换句话说，比起终日操劳的Somewhere阶层，“制作”所承诺的对于世界的触感似乎对于Anywhere阶层的人来说更加触手可得。于是，这个阶层的人可以选择投入金融资本的游戏，也可以选择抽身出来而直接感知世界。他们可以在孤独与共同体之间、在交流和沉默之间、在与他人打交道和与事物打交道之间自如切换。更不用说，“修缮庭院”这种事情如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恐怕并不属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宇野在本书最后部分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调整，即重新将“制作”和“劳动”联系起来，甚至将“制作”纳入到维持生计所必需的“劳动”活动之中：
“这里想要思考的是阿伦特式的‘劳动’，即专注于‘维持生计’的活动中，如何孕育出‘制作’的快乐的可能性。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的观点。劳动者在其工作中感受到‘制作’事物的快乐——这种体验，在劳动密集型和自动化尚未普及之前，应该是一种更为常见的经验，而即使在今天，也绝非罕见。擦窗这一‘劳动’让人们意识到玻璃的美丽，日常的烹饪让人们体会到料理的乐趣……事实上，恰恰是‘劳动’，曾经是让人类感受到‘制作’的快乐的最大渠道。”（第336页）
然而，不得不说，这些与“劳动意识形态”无异的描述，在本书最开始提出的问题——Anywhere阶层和Somewhere阶层的分裂和矛盾——面前显得不堪一击。这里的关键问题无关乎“劳动”的当代形态或分工，甚至先于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行为模式的变质，而仅仅关乎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恰恰是因为不满于被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这套有关劳动尊严论、劳动审美论的说辞，恰恰是因为意识到这套说辞并不适用于宣扬它们的Anywhere阶层，属于Somewhere阶层的人们才开始在社交平台上进行批判、抱怨、倾诉、揭发、团结、相互认同和承认，不是吗？
文／ 王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