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作为隐喻的建筑》是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思考解构的力作。柄谷本是文艺批评家，但在此书的写作中，他有意回避了文学，并对此做出了解释：其一，本书出版于1981年，在其写作时期，对于文学的解构式阅读已在西方成为主流，作为一个日本人，没有参与一种外语“语言游戏”的优势和必要；其二，“解构主义力量已在日本的文化土壤中时时刻刻发生作用”，但“解构”本身是一个舶来词。解构及其力量的来源究竟谓何，成为柄谷思考的关键。
柄谷行人在开篇道明，建筑作为隐喻，持续地出现在西方哲学话语当中。柏拉图首先将建筑师比作哲学家，他的后辈们则不断地回归这一修辞传统。一座理想的建筑，必是由地基始，自下而上，依循严格的力学关系，一砖一石互相支撑、推导而成。坚固基础与严密体系，是人类投射在建筑这一隐喻当中的爱好，这一爱好贯彻在形而上学、数学的制造甚至对上帝的理解之中，生成一种以恒常、稳定的关系结构去把握流变世界的学问。时至二十世纪，这种学问由渗透了各个学科的“形式主义”所继承。柄谷以现实中的城市规划来说明这种形式主义——存在着一种“树状结构”的人工城市，这类城市围绕着“计划”来构造，设施、道路、居住等城市单元以实用原则进行排列组合。无需赘述，这像极了我们所熟悉的北京，单从街道的面貌我们就能感受到“计划”的气质。北京的街道有些类似发射站与管道的结合，环路与条条宽阔的“主路”鼓励高效的不可逆运动，因此只有汽车能成为北京地面交通叙事的中心，与其说行人要为汽车让路，不如说是为这一交通机制让路。而填充于这种交通网络的城市单元只能是简单排列的。借由最为切近日常的例子，柄谷在感受层面说明了“形式主义”的控制论所带来的不适。
那么，如何躲避形式结构的控制？躲避是否可能？这是人们尝试解构的动机所在。人们借助于形式化才得以理解自然，同时，自然当然不能为结构所穷尽，总是有一种剩余物溢出了人类的知性范畴。既然理性发明了形式结构，那么借助于身体、情感、感性的混沌是否能帮助人类摆脱结构的牢笼，直接与自然并立？这是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针对理性提出的命题，历史证明了这种批判的徒劳。或者，我们可以跳脱到形式的外部对其进行批判？然而，当一切外部被理性所考量之时，所谓的“外部已经被消化到形式中来”。
实际上，解构的力量不是人类的努力所赋予的，它产生于结构自身。我们拿语言做例。语言学是对自然语言的形式化，它将自然语言视为纯差异性的符号体系，结构主义正是在此基础上诞生，将文学作品还原为“骨架”。然而，当我们试图去解释符号体系之时，我们采用的是自然语言，因为没有语言之外的语言可供选择，此时形式体系又被自然语言所吞没。语言成为自然语言和形式体系间的循环，或者说，语言是这一循环本身。我们要注意，这一循环只有在语言的形式化之后才可能被认识。在文学中，只有彻底的结构化之后，才有文本的溢出。实际上，将任何一个事物还原为形式、结构的尝试必定会遭遇不可确定性。柄谷行人从数学、经济、哲学领域讨论了人类的形式化追求，以及他们在各自的知性范畴中与“文本”的遭遇。
如果我们用理论术语来造句，那么“文本”是“生成”的，而“建筑”是“制造”的，这应属理论语法当中的固定搭配。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解构的力量来自结构自身，文本产生于形式化的铁笼，那么，“生成”做为文本的发生形式已不足以批判“建筑”，因为“生成”最终也要归因于“建筑”。即使我们“发现”了文本，结构也无法超越，这是后现代思维的障碍所在，柄谷同样也遭遇了进退维谷之境地，因此他中断了《作为隐喻的建筑》的写作。最终萨义德给了他“转向世俗批判”的灵感。即不再将文本视为没有作者、没有产生时间的非历史物，而是将文本再次还原为事件，让其回归到历史。
在此，柄谷行人引入了“维特根斯坦的房子”，以“世俗当中的建筑”去批判“作为隐喻的建筑”。维氏受其姐姐委托设计一所住屋，由于没有建筑师执照，房子的图纸是由设计师伊格尔曼所绘，维氏几乎没有进行改动，他着力负责了门窗、把手、锁闩、暖气等附属设施的设计，然而正是这些“附属”决定了这所房子的气质与韵律。在这所世俗建筑当中，集合了多人的意见，这里包括姐姐的偏好、家庭成员的空间需要、设计师的蓝图、维氏的审美，但维特根斯坦仍然在某种意义上坚称这是“他的房子”。柄谷注意到，这是多个互不相容的规则体系经由“交往”达成的建筑，进一步说，没有哪一所世俗建筑不是这种交往的结果。完全遵循建筑师计划的建筑不可能存在，因为建筑是事件。由此，我们才能认识到，为什么只能从“作为隐喻的建筑”来谈论形式体系，因其是建立在“证明”之上的同一规则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柏拉图蔑视现实当中的建筑师，而他所偏好的也并非数学，而是数学的构造方式“证明”，“证明”只有在同一的规则体系中才能成立。在此我们看到了“证明”与“交往”的分歧所在，这也是“作为隐喻的建筑”与“世俗建筑”的分歧所在。
囿于篇幅不容赘述，经由对维特根斯坦与马克思的创造性阅读，柄谷行人着重叙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自身所带有的解构性特征，它是“纯粹形式的，通过其结构的不稳定性才得以维持的自指形式体系。（齐泽克评柄谷行人语）” 齐泽克道出了柄谷的反讽姿态，但这一姿态与《作为隐喻的建筑》的写作所处的冷战时期有关。到了90年代，苏联全盘崩溃，全球化开始蔓延之时，对于资本主义的反讽姿态已经不能成立。然而柄谷再次找到出口，于2010年完成了《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此书可作为进一步的延伸阅读，看柄谷如何在历史的混沌中找到批判的坐标。
《作为隐喻的建筑》，（日）柄谷行人，应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年1月
文／ 王小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