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从“占领华尔街”到“太阳花运动”，从反对日本修宪的民众集会到反对台独的“帝吧出征”，近年来各种各样的集会和游行频繁地出现在新闻中，出现在网络上，出现在我们周围。民众上街了——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开游行，还是在网络上进行的虚拟联合，民众的“集会”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无论对于试图控制和处理民众集会的政府而言，还是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民主政制而言。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迈向一种述行性集会理论的札记》（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2015，哈佛大学出版社）就显得非常及时。可以说，它为我们（重新）理解民众集会这一最基本，甚至是最原始的民主政治实践，提供了政治本体论意义上的知识准备。
什么是“述行性集会理论”？巴特勒的思考承续了她早年关于性别理论的探讨方式：在《性别麻烦》等著作中，巴特勒始终强调，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关于性别的规则性话语，而每当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规则之中并身体力行的时候（例如，以某种特定的方式选择自己的穿着打扮），他/她就是具体地在“述行”的意义上对这种规范性话语进行（再）生产。将“述行”理论从性别研究领域转到政治哲学领域之后，巴特勒试图重新为“民主”政治的本体论状况做出阐释：在她看来，探讨当今世界的民主政治，首先要做的就是区分“民主的政治形式”和“人民主权的原则”（第2页），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也就是说，在政府代表人民进行社会治理的规范性运作得以维持、政府的正当性原则得以巩固的社会中），却很可能出现民众集会这一最直观的政治表达。简言之，政府如何宣称自己的正当性来源是一回事，政府对于社会的治理方式则是另一回事。巴特勒强调，在每个社会中，政府或明或暗都会技术性地分配“危险性”（precarity），而且经常是以不平均的方式分配危险性（第119页）：也就是说，社会中有一些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另一些人则可有可无，甚至处在被排斥的边缘（例如非法移民）。这样的分配方式不必以明确的政治表达为各个社会阶层进行命名和规定；相反，政府完全可以利用经济政策（以及与之匹配的意识形态叙事）来进行“危险性”分配：在当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占据主导地位的各个民主国家内，个体性的“责任化”话语——例如“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将每个个体都视为市场上孤零零的原子，而由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和寡头集团的经济垄断所带来的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和固化，则无法在政治层面上找到对应的表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这些表述面前，问题根本就不是“它们是对的还是错的”，而是现实的人类不平等被这些表述悄悄抹去了，在身体的意义上，占据社会边缘地位的群体在民主政治的治理下默默死去。
于是，巴特勒指出，对于民主政治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在法律意义上承认所有人平等，更是意识到“只有通过改变‘可以辨认/承认者’和‘无法辨认/承认者’的关系，我们才能理解和追求平等，‘人民’的内涵才能变得更加充分”（第5页）。而当现实的人类不平等关系无法在既有的政治话语中找到表述和诉求，当不平等的“危险性”被安排到社会不同人群身上时，民众集会就在述行的意义上成为政治表达本身。——这是巴特勒整个论述的关键点之一：站在街上（无论以具体还是虚拟的形式）的民众，他们聚集在一起，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政治意义。“种种形式的集会，在民众表达任何特殊的政治要求之前，并且在这些要求之外，就已经有意义。静默的集合，包括守夜或默哀，其意义经常超出了与之相关的具体文字或口头表述。这些身体力行的、复数性的‘述行性’形式，即便它们必定是不全面的，它们对于理解‘人民’而言也至关重要”（第8页）。民众集会的身体走到一起，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具体的政治行为，它通过身体所表达的政治诉求是：这些群体、这些身体需要得到承认，需要在公共空间、在政治领域内得到承认，“他们实施的是他们‘自我呈现的权利’，是他们的自由，他们要求的是一种可以过下去的生活（a livable life）”（第26页）。借用阿伦特的话说，集会的身体所主张的，是要求“拥有权利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巴特勒的立场或许可以被称为激进民主：人民上街总是对的，哪怕或正因为他们的具体诉求有时暧昧不清甚至自相矛盾。不管集会的具体诉求是什么，“自我呈现的自由”、集会和游行的自由对于任何民主斗争而言都不可或缺，因为当不被承认的群体走到一起进行抗议的时候，他们抗议的不仅是具体的待遇不公，更是整个社会对于“危险性”做出的不平等分配，以及（再）生产这种分配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在这个意义上，身体就不是、或不仅仅是参与政治的“手段”，而更是做出进一步政治诉求的前提条件。民众走上街头，这一行为不是透明而自然的：相反，它预设了空间的可能性，要求上街的可行性和安全性（而当上街本身就是不安全的举止的时候，身体就更体现了它的政治性）。甚至虚拟的集会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它预设了网络的公开性，预设了不同群体连接网络的容易度，等等。例如，在“占领华尔街”的游行中，对于华尔街的占领这一身体行为本身就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不仅利用、而且重新打开了“华尔街”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物理空间，它所抗议的首先就是政治—经济上的不均等分配所导致的对于包括城市公共空间在内的社会资源的区隔乃至垄断。在转瞬即逝的集会中，并通过这样的集会，民主政治的本体论状况将得以澄清——不是投票，不是代议制，更不是精英集团的修辞，而是被政治话语抽象为“人民”的民众的身体和这些身体在其中生活的物质环境。
文／ 王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