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如今究竟是像素和电子信号短暂无形的组合，只在从一个屏幕到另一个屏幕的游移过程中稍作停留？还是它们遍布各处的存在中有着更大的多样性，不仅占据视觉表面，也触及我们的想象和理解模式，历史积淀以及权力分割？当然，这是一个虚假的二元对立：正因为图像变化不定，它才能深深渗透到我们的物质性、政治和认知模式当中。但自从录像艺术这一历史相对较短的媒介诞生以来，人们就对它寄予厚望：由于录像艺术往往倾向于去物质化，这种媒介本身便被认为具备某种批判和情感潜力。换句话说，人们总希望，录像有一天可以把图像从物的停滞中解放出来，让它们进入循环，加速边界的消融和传统的崩坏；人们也总愿意认为，录像的可塑性尤其适合催生一种新的流动的图像。

在与第十九届巴西录像节（SESC Videobrasil）平行举办的录像节收藏作品展上，Sandra Kogut令人激动的录像作品《寓言人民》（1991）让我再度回想起上述期待。巴西录像节创办于1983年，当时的巴西正处于二十年军事独裁统治之后、再民主化进程即将开始的火热年代。那时候，电影人、记者、艺术家和活动家都在奋力打破电视的垄断，反对审查；而全世界各处，砸毁墙壁、跟着一个由大众媒体连接的地球村的脉搏跳动还仍然是一项乌托邦事业，而非文化公司化的症状。《寓言人民》源自Kogut1989年通过巴西录像节获得的一个法国驻留项目。艺术家在巴黎、里约热内卢、莫斯科、达喀尔、纽约和东京的街头设置录像亭，行人可以随时钻进来自拍。收集到的录像片段构成了这件作品。伴随令人兴奋的流行乐音轨，各种闪烁的信号、明亮的色彩、滑动的影像和滚动播放的文字断片交汇为一体，共同捕捉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欢乐气氛。多语种、互不协调的碎片式元素在连接中形成磁场，互相唱和，而不用非得统一步调。这类作品既适合监视器屏幕，也适合展厅墙面，或者YouTube视频，以及其他任何媒体格式。毕竟，《寓言人民》赞美的是录像的形态多样性—录像可以调动无处不在但又不在任何一处的图像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