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我阅读《东亚行为艺术史 1960-1990》时心想。

满腔热血的青年以身力行，不向专政当权者低头，民权运动、学潮、反战示威……人民提出的抵抗声浪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艺术家亦放下画笔以替之行为创作，开始批判社会和艺术本身，并相信自己能为世界改变些什么。

走进大卫·罗柏艺术基金会（David Roberts Art Foundation，简称DRAF）“亚洲行为艺术机构”（Institute of Asian Performance Art）展场，高松次郎（Jiro Takumatsu）的雕塑先印入我眼帘。这三件创作于1970初的雕塑极富达达主义的玩味，亦带一丝东方的味道。围绕其周边的作品是由高松次郎、赤濑川源平（Genpei Akasegawa）、中西夏（Natsuyuki Nakanishi）三人组成的“Hi-Red Center”小组的行为事件记录，以及韩国艺术家金丘林参与的行为事件剪报档案，此展览聚焦战后日本与韩国艺术家如何在美军占领与专政政权的环境下，拥抱又抗衡西方前卫艺术的思潮，终至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脉络。

以机构之名，“亚洲行为艺术机构”囊括展览、讲座、表演与研究出版《东亚行为艺术史 1960-1990》，致力发展成一个研究东亚行为艺术的新兴平台。计划中每一部分皆是独立项目，而非周边活动，引领观者从不同形式的对话中，重新审视东亚战后的行为艺术实践。就此，策展人王宗孚（Vi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