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历史学家中，很少有人能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以下简称霍氏）一般，既以专业的工作赢得赞美，又因政治主张遭到大量“拍砖”，其于2012年10月1日以95岁的高龄离世，引发了国际范围内的广泛评注。“权威”（Magisterial）是一个已超载的形容词，但对于霍氏来说却恰如其分，因其掌握了大量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国家建构（nation building）时期以及欧洲的帝国扩张时期的材料，并将之锻造为强制力下的合成叙述（synthetic narratives of compelling force）。现在并不是回顾其作为学者的众多成就的时候——尤以 “漫长的十九世纪”（long nineteenth century）的史诗三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1962]，资本的年代：1848-1875[19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1987]）与关于“简短的二十世纪”（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的记叙（《极端的年代：世界史，1914-1991》[1994]）为代表——也非针对他为自己义无反顾的拥抱共产主义、直到它苦涩终结所做辩护加以评论的时候。我在此试图回顾他卓著生涯中孤立的一段，即他专注于视觉艺术的时期：1998年为纪念Thames and Hudson出版社的创始人，他呈交给伦敦国家美术馆的“沃尔特•内哈特纪念读本”（Wal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