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作为形式：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

1955年，在轰炸后的一片废墟当中，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在这个前工业城市开幕；卡塞尔的位置处在新成立的西德的东侧边缘地带，它所承担的责任毫无疑问是通过重申（西方）现代主义的源流，以此平复近期欧洲历史所经历的伤痛。这一文明化目标的核心便是抽象，其形式语言成为了个人主义和艺术自由的象征，也成为了在冷战最初的年月里将西方与东方相区分的重要途径。卡塞尔于是成为了一个建构当代的舞台，与具备高度竞争性的（艺术）历史、社会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纷争相关联。1955年左右，“欧洲”作为人文主义价值观之道德权威和守护者的成型和未来在卡塞尔找到了位置和美学，这点使得其身份被定义为了西方的边界。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的艺术总监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及其策展团队所思考的是这些基础性条件、神话和愿景更为近期的组合形式。这次的展览分成雅典和卡塞尔两个部分，更新了原初展览作为西方人文主义前线和先行者的历史地位，以适应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当代情境。在所谓的暂定标题“向雅典学习”（Learning from Athens）之下，策展人团队用一种冷静的“跨国界、反认同的身体的议会（the parliament of

杂志 PRINT 2024年9月刊

林飞龙

亚洲协会香港中心

亚洲协会香港中心的展览“林飞龙：归徒”（Wifredo Lam: Homecoming）是艺术家在香港的首个大型回顾展，展出了绘画、纸本和版画等不同媒介的作品。然而，此次展览基于几个令人费解的主张，并未能充分阐明艺术家的独特性。依据展览文字，林的实践“超越了流派和历史事件，创造出一套独特而鲜明的语法”，同时“将差异性转化为身份认同。”由此，林飞龙（1902-1982）被定性为古怪的身份主义者，而展览中隐含的有关他出身的解释以及对其的否定，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矛盾：一方面，展览强调他的中国血统（他的父亲林颜 [Enrique Lam-Yam]，十九世纪末从广东移居古巴，会说几种中国方言，是一位技艺高超的书法家，并担任当地华人社区的公共抄写员），但另一方面，却又否认这种家族谱系，以避免“文化主义式的误解” 。

林的流浪式生活和艺术实践揭示了他对任何单一风格、种族或民族身份的永久回避，朝着一种混杂性发展，用今天的说法可以理解为一种后殖民主义的主体性。展览的策划——通过照片、展览公告和其他周边物件为佐证——将林描述为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继承者，他发明了一个充满非洲、古巴符号和中国影响的个人艺术宇宙。经典案例包括令人难忘的画作《追迹》（Sur les traces，英文名为Transformation），这幅画是艺术家在西班牙和法国居住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