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暴动过后一年，法国作家莫里斯·布朗肖 （Maurice Blanchot）为这场反叛进行辩护——虽然最初是一场学生运动，却步步演化成了几近灾难性的全面罢工——认为它是社会背叛（social treason）的一种表达：“在所谓的'学生'行动中，学生扮演的角色并非学生，而更是一种更普遍性的危机的揭露者，他们身上承载着一种撕裂的力量，这股力量质疑政权、国家和社会的合法性。”撕裂不仅打破了统治秩序的常态，也动摇了个体身份的根基；很多运动的参与者发现无法再回到此前的状态。在整个反叛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克里斯汀·罗斯（Kristin Ross）写道，“真正的参与——远非一种模糊的、形式化的团结，甚至远非一种共同的理念——改变了生命的历程。”

其中一个被改变的人生属于弗莱迪·帕尔曼（Fredy Perlman）。他是西密歇根大学（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经济系的教授，1968年的春天正在都灵开一门课程，他在大罢工导致整个铁路系统瘫痪前跳上火车，赶赴了法国的首都。帕尔曼加入了占领了位于桑西埃的索邦大学校园的激进分子，全身心地投入到组织活动的狂热中。在与激进分子同伴罗杰·格雷戈尔（Roger Gregoire）合写的一份小册子《工人-学生行动委员会：法国，1968年5月》（Worker-Student Action Committees: F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