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有关战争、游行、抗议和冲突事件的新闻，常常令我陷入了一种政治性沮丧，一边因远方的行动受到鼓舞，一边又因逼仄的现实感到束手无策。之所以是“沮丧”而不至“抑郁”，是因为尽管表达和行动被压抑，但对于艺术如何回应现实这样的命题仍觉得可有所作为。在这样的节点，我对5月11日到12日这场由广州美术学院主办，以新兴木刻运动为锚点，通过战后木刻运动、文艺思潮和民众实践的讨论串联中国南方、东亚和东南亚的论坛，多了一层期待。论坛介绍里提及新兴木刻作为左翼艺术运动的反法西斯意义，让我联想到了目前加沙的苦难。鉴于木刻与革命和社会运动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不禁好奇这个论坛会否以及如何回应当下的现实。

在为期两天的论坛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将近30位学者、策展人、研究员要完成十八个研究专题的分享并相互评议和对话。如此紧凑的议程，无论对参会者还是观众来说都是体力和脑力的双重考验。这样一想，论坛上偶尔出现的“走过场”式的回应和为了争分夺秒而将研讨变成了枯燥的课题汇报似乎也可以体谅。不过，撇开机制上的局限，这场论坛仍然触及了许多可延伸、有价值的话题。

中日两国学者都提到了战后的版画艺术在各自的艺术文化脉络下显现出一种“边缘状态”，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