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近段时间，有关战争、游行、抗议和冲突事件的新闻，常常令我陷入了一种政治性沮丧，一边因远方的行动受到鼓舞，一边又因逼仄的现实感到束手无策。之所以是“沮丧”而不至“抑郁”，是因为尽管表达和行动被压抑，但对于艺术如何回应现实这样的命题仍觉得可有所作为。在这样的节点，我对5月11日到12日这场由广州美术学院主办，以新兴木刻运动为锚点，通过战后木刻运动、文艺思潮和民众实践的讨论串联中国南方、东亚和东南亚的论坛，多了一层期待。论坛介绍里提及新兴木刻作为左翼艺术运动的反法西斯意义，让我联想到了目前加沙的苦难。鉴于木刻与革命和社会运动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不禁好奇这个论坛会否以及如何回应当下的现实。
在为期两天的论坛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将近30位学者、策展人、研究员要完成十八个研究专题的分享并相互评议和对话。如此紧凑的议程，无论对参会者还是观众来说都是体力和脑力的双重考验。这样一想，论坛上偶尔出现的“走过场”式的回应和为了争分夺秒而将研讨变成了枯燥的课题汇报似乎也可以体谅。不过，撇开机制上的局限，这场论坛仍然触及了许多可延伸、有价值的话题。
中日两国学者都提到了战后的版画艺术在各自的艺术文化脉络下显现出一种“边缘状态”，例如1950年代日本的具体派、物派之于战后民众版画运动的主流地位，又如新中国成立后盛行于美术界的“绘画替代木刻”、“木刻取消论”。但相较之下，新中国的版画似乎更呈现出一种“边缘之边缘”的境地。在东京大学博士陈琦的介绍中，我们看到战后中国版画界走向技术与形式语言的“学院式”发展、工农兵创作的美术作品的艺术价值遭到公开的否定。而在日本《现代思想》杂志前主编池上善彦和策展人町村悠香的分享中，战后日本各地兴起的草根文化社团推动了版画运动协会的成立，并与工人组织的版画社团展开兄弟般的合作。这一组对照令人感到讽刺：在革命成功的地方，艺术成为政治教育的工具；在革命一再失败的地方（1950年代正是日共因路线斗争而不断分裂弱化的时期），艺术反而延续着作为民众表达武器的生命力。不过，这样的反转并不出奇，因为艺术的僵化往往开始于现实无法照进创作、思想无法号召行动之时。
在“亚际木刻图绘小组”发起人吴君仪和李俊峰的分享中，我们也看到像庞克摇滚舍（马来西亚）、A3BC（日本）等木刻艺术小组以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更灵活的姿态，将木刻作为个体的日常表达和行动，重新连接木刻与社会的尝试。尽管这类木刻实践并未像曾经的木刻艺术那样形成某种“运动”，但我想他们对非中心群体的关注正呼应了新兴木刻“为大众而艺术”的目标。可惜的是，这样的实践在此次论坛上似乎再次遭遇了边缘化。
池上善彦介绍的战后日本美术现实主义论争和东京大学教授铃木将久关于“国民文学论战”的介绍都指出了这场论坛无法回避的一个面向，即亚洲地区的战争记忆和反思，以及围绕这段历史至今仍纠缠不清的民族情绪。铃木将久介绍1950年代日本国民文学论战是一场关于“何谓民族”的论辩，这场论辩通过文学的探讨试图重新定义“民族”和“国家”。同时他也简略提及“民族”一词在日本社会的敏感性，及其最终被“国民”一词取代。紧接其后发言的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任佑卿则指出了“国民”一词对朝鲜民族的刺痛。她提到曾努力“成为日本国民”的日据时期朝鲜人的痛苦并未解决，而现代民族国家国民理论的兴起让曾经的帝国主义民族国家下的“国民”措手不及，未解决的旧的身份认同问题又被“新的身份”覆盖。这不免令我联想到台湾，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胡斌在回应时也提到台湾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去日本化过程”，但这一问题至今仍像是房间里的大象，难以讨论。任佑卿教授极其谦逊却尖锐地指出，国民文学论暗示了人民作为“整体主义国家暴力的受害者”，弱化了其作为国民的责任。我想，我们在强调历史性的集体伤痛的同时，是否能足够清醒地看到潜藏在结构下的、相互嵌套的压迫？任何反思一旦脱离现实的参照，而变成某种形式的“政治正确”时，我们就会失去真正认识现实并做出独立判断的能力。这一点放在当下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在欧美各国（尤其是德国）的遭遇语境中尤为耐人寻味。
论坛的议程里还有两个与摄影相关的专题，“任何艺术媒介都不能独立被讨论”，这个解释无可厚非，且摄影和木刻作为同样具有复制和传播功能的视觉媒介，在过去都与社会运动、思想紧密联系，既相互竞争又各自为战。在广美策展人何小特的专题中，青年沙飞站在文学、摄影和木刻的十字路口，最终选择了摄影。沙飞认为摄影能有力地揭露现实并且迅速传播，因此是一种“优胜的抗战宣传武器”。我不禁想象，如果他穿越时空来到我们这个影像超饱和的世界，不知道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在日本策展人町村悠香的专题中，我们看到女性如何积极投入战后日本的反战、反核运动，并成为和平运动的核心力量。而在中国学者的研究里似乎仍然缺乏女性视角，作为新兴木刻重要成员之一的夏朋在被提及时，仍然需要加上 “胡一川女朋友”作为注解。
无论是论坛的议题设置，还是嘉宾的不同国籍身份，都显示出了对跨越文化和地域展开对话和连接的渴望，但在匆匆流转的话筒之间，或许是“由于时间关系”，对话的尝试往往戛然而止，异见和问题不免搁置。这场在不同地域的文学、思想和艺术运动的交锋中开始的论坛，随后却从“前线”一路撤退，最终在美术史内部问题的讨论里收场，而论坛主持人打趣地形容会议的结尾像是一个“答辩现场”。在第八届横滨三年展艺术总监刘鼎的分享中，我难得地听到了关于如何“连接”和“共同生活”的想象。但遗憾的是，参加横滨三年展的、中国当下十分重要的木刻艺术行动小组“刺纸”的实践却未在论坛上被提及。
临近结束，在一片熟悉的其乐融融里，与会者们好像“被迫”停留在纷繁的历史研究与理论之争中，始终没有叩响通往当下的那道门。或许是因为门内有太多不可言说，又或许是门外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所以我们总是彷徨在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的尴尬里。学者孙歌在1997年组织中日知识分子研讨会时就指出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就要把一直遮蔽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差异问题推到前台”[1]，于是他们的第一次会议不欢而散。而如今，我们面对冲突却愈加退缩。确实，今天的国际政治、文化环境比以往更加复杂和紧张，话语空间更紧缩，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更急迫地渴望辟出真实的表达的缝隙。正如鲁迅在《希望》一文中写道的：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注：
1. 孙歌，《遭遇他者——跨文化的困境与希望》[M].北京联合出版，2020年7月第一版，p004.
文／ 林可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