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20世纪，西方的现代和当代艺术都在试图逃脱或戏仿历史。逃脱历史意味着通过种种朝向乌托邦构想（如至上主义和荷兰风格派运动[De Stijl]艺术家所做的那样）或者反托邦摧毁（如未来主义以及达达主义的一些变体）的姿态来超越它。在现代前卫艺术中，历史为它自身的悬置提供了一种必要的辩证框架——这也就是为什么革命话语对现代艺术有着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并且无所不在。矛盾的是，这个遗产却又在艺术史对这些运动承接关系的叙述中被专业化或者说经典化了（当然也意味着被驯化了）：立体主义、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作为一种现代学科，历史无法被超越，因为它的内涵便是将这些试图超越它的连续性尝试进行编目。不过，每一个艺术家、策展人和评论家都清楚知道，当代是一个永远在后退的地平线。每一年都有更多的当代艺术出现，而每隔几年，在威尼斯、卡塞尔、纽约、柏林、光州、圣保罗等地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对其的叙述。这让人不免觉得是否在西方，新艺术的文化角色就是去生产当代的结构和情感状态，就好像那些通过不断重复滚动播放所谓“突发新闻”来创造出一种生动感的24小时新闻播报。我们应该记住，当代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它并非一种无害的关于当下的体验，而是对当下永无止境的打断和重新激活。从这个角度来看，艺术的历史化或许真的会导致对历史的抹除。

现代艺术尝试超越历史的努力或许太过成功了，以至于开启了我提到的第二类策略——戏仿。对历史的戏仿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