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这危机四伏的时代，我时不时地会想到，是什么让我的工作既有用又无用。我是一名任职于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教授，尽管我相信研究和教学会产生富有意义的影响——改变我们的所知所信——但很难说今天在象牙塔内工作和政治行动主义有多大的关系。我不抱任何幻想，认为我在课堂里所做的和参加抗议、集会、静坐、罢工是一样的。实际上，充分意识到这种差别是十分重要的。认识到行动主义和教学之间的差别让你可以对两者的局限性保持一种更为实际的态度——与此同时提供两种不同的活动场域，两种为更多人的利益做出贡献的方式。

以我的经验而言，教学和行动主义之间的界限真的就是在于你把自己放在哪边。现在的行动主义者都很喜欢讲“身体”，通常是用来强调我们的同类是如何通过包括从监禁到廉价劳动等被缩减为用于制造利润的原始材料的各种方式，以及去强调这种剥削的实际生理效应，诸如饥荒和慢性病。这种对身体的强调也是因为在行动主义中——在这里我指的是那种要求你把自己放置在特定场域以及参与集体行动的行动主义——你仅仅是一个身体。但这实际上非常有力，因为身体中蕴含着在场和力量——远比在声音中更多，声音的影响已经被虚假民主消解，声音“被听到”但是不被关注。（实际上，声音已经和投票殊途同归——被记录，被追踪，被忽视，被遗忘。）相反，一个身体可以去占领、游行、抗议、聚合、围攻、斗争、供应、奉献，以及建造。

但是行动主义也是一种长期努力。作为一名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