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这危机四伏的时代，我时不时地会想到，是什么让我的工作既有用又无用。我是一名任职于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教授，尽管我相信研究和教学会产生富有意义的影响——改变我们的所知所信——但很难说今天在象牙塔内工作和政治行动主义有多大的关系。我不抱任何幻想，认为我在课堂里所做的和参加抗议、集会、静坐、罢工是一样的。实际上，充分意识到这种差别是十分重要的。认识到行动主义和教学之间的差别让你可以对两者的局限性保持一种更为实际的态度——与此同时提供两种不同的活动场域，两种为更多人的利益做出贡献的方式。
以我的经验而言，教学和行动主义之间的界限真的就是在于你把自己放在哪边。现在的行动主义者都很喜欢讲“身体”，通常是用来强调我们的同类是如何通过包括从监禁到廉价劳动等被缩减为用于制造利润的原始材料的各种方式，以及去强调这种剥削的实际生理效应，诸如饥荒和慢性病。这种对身体的强调也是因为在行动主义中——在这里我指的是那种要求你把自己放置在特定场域以及参与集体行动的行动主义——你仅仅是一个身体。但这实际上非常有力，因为身体中蕴含着在场和力量——远比在声音中更多，声音的影响已经被虚假民主消解，声音“被听到”但是不被关注。（实际上，声音已经和投票殊途同归——被记录，被追踪，被忽视，被遗忘。）相反，一个身体可以去占领、游行、抗议、聚合、围攻、斗争、供应、奉献，以及建造。
但是行动主义也是一种长期努力。作为一名行动主义者，我是很多种不同的斗争的同盟，但我主要关注的是种族和阶级的问题，这是因为我是在1960、1970年代的旧式美国南部成长起来的，我目睹过种种我永远无法忘却的剥削。有很多次——尤其是在参与抗议活动时——一些记忆擒住了我，让我流下眼泪，而与此同时，我正喊出对当下的愤怒。很显然，此时和彼时间存有关联。你也可以说不公从未间断。这就是为什么行动主义会引发复杂的情感。无论你感觉多么充满力量，在面对那些比你更大也更古老的问题时，总还是有一丝挥之不去的无助。不过这种心理上的复杂可以成为一种动力。很多行动主义者会意识到他们的动机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一部分是私人并且感性的。一些人——尤其是那些直面过刚从中东地区残酷的人群管控回来的武装警察的人——会告诉你他们的经历让他们受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折磨，包括焦虑、抑郁以及失眠。这类的行动主义通常都需要付出代价。多数的行动主义会耗尽身体和精神。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把课堂上发生的事情称为“行动主义”。（虽然在我的一些同事和朋友教授的课程里，行动主义确实是其构成因素——这就是说，这些课程是有关行动主义，并且包括课堂之外的行动主义实践。其实校园自身就可以并且常常成为行动主义的活动中心：很多大学的雇员，无论是有学术职称的还是没有的，都在寻求机构内的改变，包括从校园内可否佩枪到为所有劳动者争取合理工资的联合。）但是，课堂上在发生的事情仍然可以有更大的贡献，即：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思考和理解世界的方式。过去几十年，我都在教授各种提高意识的材料，其中很多都是行动主义者所写——这周我在批判理论的讨论会上读了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反殖民主义经典宣言《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961），它本身就是一个有关政治意识的极其有力的文本。我亲眼见证过这样的引导如何改变学生的人生。其中有一个学生在上完一个围绕四个重要文本展开的课程后——包括多萝西·阿利森（Dorothy Allison）的《卡罗来纳的私生子》（Bastard Out of Carolina，1992），《马尔科姆·利特尔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1964），杰西·莫里（Jesse Mowry）的《不止于酷》（Way Past Cool，1992），以及大卫·沃基纳罗维兹（David Wojnarowicz）的《身近刀锋：分崩离析的回忆录》（Close to the Knives: A Memoir of Disintegration，1991）——给我写了一封非常正式的手写的信：
我的家乡里特曼（Rittman）是……一个充满偏见的地方。在欢迎来到里特曼的牌子下面，有人写上了“黑人和印第安人天黑前请离开”。那个牌子就这么在那儿挂了六年。虽然我不仇视其他族裔，但在上你的课之前我也是有偏见的……我可以很诚实地说，我不会再如此抱持偏见了，而你正是这种改变的诱因。请不要认为我是在拍马屁，因为我不是。
那是1995年3月。那时我在俄亥俄州牛津的迈阿密大学担任副教授。这类的信我收到很多，而且值得收藏。一些改变正在发生，一些对于这些很少接触外部真实世界的年轻人来说很好的改变，而他们同那个世界的接触是从书籍开始的。
最近有很多关于大学教师在课堂上所为的辩论——其实此类辩论至少从198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停息。2017年初，美国教育部长贝琪·德沃斯（Betsy DeVos）宣称“大学的雇员，从副教授到院长，都在告诉你应该做什么，说什么，而且更可怕的是，还告诉你该想什么。”讽刺的是，恰恰是通过这一指控，德沃斯把教学提升到了一种行动主义的形式。我的很多自由派的同事们十分勇敢地为他们的课堂实践辩护，抵制此类的指控，他们坚称他们并不会教给学生想“什么”，而是教给他们“如何”想——所谓的“批判性思考”的方法。这其中包括一系列精读的技巧：对类似人格（ethos）和情感（pathos）等修辞形式的分析，或者对逻辑及其在口头和书面话语中的谬误的深入认识。这类的练习无法缩简为内容，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都不是关于“什么”。批判性思维课程的优势在于它具有持久性，因为它生成习惯。学生们可能会忘记不同类型的社会学之间的差异，或者文化人类学创始人的名字，再或者《荒凉山庄》（Bleak House）的情节，但他们会记住这些批判性实践，即便是在毕业跨入更广阔的世界后多年。
但是，跨入世界做什么呢？答案是极其复杂的。一部分人文学科的学生毕业后会从事各种不同形态的非营利社会服务工作。很多人——如果不是说绝大多数——则是将他们所学用作在广告业或者其他商业领域的谋生之道。不得不说，最优等的英语文学专业毕业生设计出最成功的市场营销策略，制造那些用来提升公司利润的文雅名牌，或者为那些由上述公司赞助的政客提供极具转发潜力的口号。老实说，如果这种“如何”式的文化分析可以如此轻易地被用来生产更聪明更时髦的商品化手段，那么它们根本谈不上什么批判性。即便这类伪觉醒，伪交叉性的广告有时透出一点儿虚无和挪用的味道，你也可以肯定它绝对不是一个戴着单片眼镜和高礼帽的胖资本家一个人空想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对那些急于放到学院网页上去的流行说法心存疑虑，包括人文学科的毕业生能有多少就业选择，以及历史专业的起薪一直是最高的。没错，这些说法都是在维护人文学科在公共教育里不可或缺的地位，以及它们需要受到地方、州立以及联邦政府的支持的证据。但这类传说也是人文学科工具化的教训：人文学科为资本利益服务的表现。
而且告诉学生应该想什么真的那么不可取吗？我们真的应该假装我们没在这么干吗？当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跟他们分享所有的“什么”。至少据我所知，这被称作“知识”。如果老师不是带给学生新的东西，那我不明白他们可以如何捍卫自己的教学。如果不是跟学生分享那些他们可以围绕其去思考的“什么”，那课堂也就失去了意义，“什么”帮助他们在大脑仍在发育的阶段锻炼认知的可塑性。“什么”包括确切无疑的事实和强有力的叙述，思考人文学科面对的最艰难的问题时诸多重要的行动主义式思维方式。而思考这些“什么”使得很多学生变成了一个多元民主社会中富有理性的成员。确切来说这不能算作行动主义，无论我们多么想要相信这一点，或者像是德沃斯所急于断言的那样，但是对一些学生而言，这恰恰是一种行动主义生活的开始。这些“什么”可以促使人开始关切世界，这是打破诸如意识等自由主义规范的第一步，并且开始——说直白一点——不再爱谁谁。行动主义是对更深层的、感同身受的关切的追求，这种关切让你冲进这个世界，因为你不再能够忍受自己原地观望。
安德鲁·科尔（Andrew Cole）是普林斯顿大学英语文学教授。
译／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