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利尼·马拉尼（Nalini Malani）最近获得了京都奖，并且今年有两场重要的机构个展，包括正在蒙特利尔美术馆举行的“跨越边界”（Crossing Boundaries）和刚于伦敦国家美术馆闭幕的“我的现实与众不同”（My Reality Is Different）。在这两场展览中，马拉尼的大型影像投影作品延续了她数十年来对受压迫的女性故事的关注。在下文中，马拉尼讲述了她如何成为一名艺术家，探讨了印度的社会问题、记忆的重要性，以及她作品中的动态影像。

在20世纪60年代的印度，成为一名女性艺术家是不被接受的。我必须说服我的父母，告诉他们我的职业是为医学教科书画插图。达芬奇的画曾被医学院使用。我的第一幅插图画的是课堂上解剖的昆虫和青蛙，是我的生物老师教我的，他也教会我建立人类生命与自然循环之间的联系。从那时起，我创作了一系列结合动植物与人体的角色。我不想忘记我们是动物的事实。我们太容易将自己与自然分离，但后者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

我的家人是来自卡拉奇的难民，后来那儿成为了巴基斯坦。1946年，我还不到一岁，母亲就带我坐船来到孟买。我的父亲一开始留在卡拉奇，因为我的祖父母拒绝离开，直到暴乱开始。二战后，印度过于贫穷，成为英国的负担，因此他们决定退出，划定了雷德克里夫线，随之而来的就是族群屠杀。分治期间，超过30万人丧生，无数女性被强奸。这意味着很多女性是被她们自己的家人杀害的，因为强奸等于耻辱。分治五十年后，我与巴基斯坦艺术家伊夫蒂哈尔·达迪（Iftik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