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纳利尼·马拉尼（Nalini Malani）最近获得了京都奖，并且今年有两场重要的机构个展，包括正在蒙特利尔美术馆举行的“跨越边界”（Crossing Boundaries）和刚于伦敦国家美术馆闭幕的“我的现实与众不同”（My Reality Is Different）。在这两场展览中，马拉尼的大型影像投影作品延续了她数十年来对受压迫的女性故事的关注。在下文中，马拉尼讲述了她如何成为一名艺术家，探讨了印度的社会问题、记忆的重要性，以及她作品中的动态影像。
在20世纪60年代的印度，成为一名女性艺术家是不被接受的。我必须说服我的父母，告诉他们我的职业是为医学教科书画插图。达芬奇的画曾被医学院使用。我的第一幅插图画的是课堂上解剖的昆虫和青蛙，是我的生物老师教我的，他也教会我建立人类生命与自然循环之间的联系。从那时起，我创作了一系列结合动植物与人体的角色。我不想忘记我们是动物的事实。我们太容易将自己与自然分离，但后者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
我的家人是来自卡拉奇的难民，后来那儿成为了巴基斯坦。1946年，我还不到一岁，母亲就带我坐船来到孟买。我的父亲一开始留在卡拉奇，因为我的祖父母拒绝离开，直到暴乱开始。二战后，印度过于贫穷，成为英国的负担，因此他们决定退出，划定了雷德克里夫线，随之而来的就是族群屠杀。分治期间，超过30万人丧生，无数女性被强奸。这意味着很多女性是被她们自己的家人杀害的，因为强奸等于耻辱。分治五十年后，我与巴基斯坦艺术家伊夫蒂哈尔·达迪（Iftikhar Dadi）合作了一件名为《血脉》（Bloodlines）的作品。我非常敬佩社会学家维娜·达斯（Veena Das），她写了很多关于分治以及被噤声或活在耻辱中的的女性的文章。
我的作品讲述的是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如何被剥夺能动性。印度的中产家庭首先考虑的仍然是让女孩结婚、组建家庭，和“稳定下来”。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和阿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等女性主义哲学家给了我很大启发，她们告诉我们如何突破社会对女性的限制，追求知识、政治和人道主义目标。作为一名女性，你是无法逃离政治的，而作为艺术家，你必须找到能表达自己观点的策略。
我的作品不是关于我的故事，而是关于印度的阶级社会。在印度，几乎没有阶层爬升的途径。过去，就算是一个达利特的影子碰到了一个人，那个人也会觉得被“玷污”了，需要洗个澡。但其实现在情况也没有多大改变，其他类型的歧视仍在发生，比如剥夺下层阶级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民主是靠每一次的努力争取才获得的。它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艺术家们反映了他们周围的世界，反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可能性。
印度人喜欢时基艺术。他们习惯看大量使用蒙太奇手法的流行电影，这其实也是一种复杂的观看事物的方式。当不同的独立的镜头拼在一起时，就有了一个故事。当我展出动态影像作品时，人们会立刻走进展厅来看看发生了什么。同样，当我在进行壁画/擦除表演时，人们会凑过来张望，这就产生了一种互动。我喜欢人们来来去去。这有某种表演性的感觉，而且并非事先编排好的。在展览结束时，我请人把画全部擦掉。在2017年蓬皮杜举办的回顾展上，我创作了一幅25米长的壁画《痕迹》（Traces），我让策展团队用枯萎的红玫瑰将其擦除。这些作品中不存在可以买卖的东西。你带走的就是你看到的东西。
采访／ 希尔维亚·贝内代蒂（Silvia Benedetti）
译／ 卞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