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24日，南美历史上最血腥的历史开始了。当时我九岁，罗伯托-雅各比（Robert Jacoby）和我的阿姨Laura住在一起，阿姨那时是剧院总监。他们不得不取消所有的公共文化和政治活动，人们别无选择，要么流亡，要么“失踪”，每个人的生活岌岌可危，很多人死掉了。

劳拉的儿子，我的外甥Miguel和我收集了漫画。一天，罗伯托问我有没有我们那些漫画的副本。罗伯托拿出了剪刀和胶水，说：“看吧，我要让这些坏家伙赢。”他将漫画书上的带字的气球，图片说明剪了下来，贴到了另一个上面。很明显，坏家伙赢了，就如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恐惧一样。在我甚至能够发出Debord和Saussure的音之前，罗伯托已经给我展示了关于挪用的各种可能性，以及语言类标识的动机。

过去的几十年里，罗伯托邀请我参与一个没有图片的杂志，一个简单的居住项目（没有任何要求，只需参加者出现就行），一个教育类的智囊团。这些多多少少机构化的创作形式的特点就是参与者对他们说贡献的内容有绝对的掌控性。其中没有任何权力等级结构，只是所有人的参与而已。

罗伯托受精神分析学家、符号主义者Oscar Masotta关于媒体艺术的理论影响很深，他的创作方向超越了符号学的范畴。从这点上讲，他的创作也和所谓的观念艺术很不一样。语言本身并不能给出罗伯特在交流行为中所看到的种种可能性。

罗伯托的作品不是乌托邦，他们并不抽象，不是非历史性的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