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创造出革命后的世界！”

这是日本社运人士、“素人之乱”发起人松本哉的一句名言。2012年，我在釜山参与一个艺术行动主义的工作坊过后，台日韩三地的行动者朋友相约到来香港，召开一次名为“东亚诸众峰会”的交流会议，而那次会议的主题正是“革命后之世界”。按照松本哉的说法，今天谈革命或似乎遥不可及，因此何不先在当下创造我们理想中的“革命后之世界”？当时在这帮年轻文化行动者的想像里，从社区中建立属于我们的自主空间与社群，似乎是会议上的共识。革命不是例外，而是日常。这话伴随各地行动者在不同据点开展有趣的社区空间。不过，时间过了5年，当然还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反省。

我最初参与社会运动是在大概10年前的天星码头保卫运动，后来这运动如星星之火，点燃了香港自回归后一连串针对城市权利的讨论，开启或自香港经济起飞以来，那“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进步”发展观以外的多元想像。运动接连滚动到不同阵地，散布各区各点，种种拓宽民主想像的运动遍地可寻。香港故事一直难以名状，但这些运动像忽然激烈起来的负反馈，回归以来一次迟到的主体觉醒。如将这一连串城市运动描述为革命，我想也不太过分，最低限度它们确实开启了城市运动可能性的范式转移。

但城市运动总不能长期占据着个别空间阵地，这些空间展示的始终是这城市某种例外状态，如游击的姿态行动，又如全民参与的情境剧场。于是，热闹过后，自然不过地，行动者总思考如何将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