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讽刺艺术正处于黄金时代还是无能时代，两种说法都成立，看你怎么看了。近十几年来，公众人物的言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形同小丑过。但我们的喜剧工作者们就面临一个烦人的任务，那就是取笑那些本身就已经像个笑话的人物。你要如何戏仿那些自身人格已经俨然是一部恶意搞笑剧的人呢？

正是在这种无奈与绝望的普遍情绪下，我去格莱斯顿画廊位于纽约上城的空间看了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展，令我惊喜的是，看完之后我对艺术中幽默的力量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希望。

与新印象派和象征主义艺术家是同代人的恩索尔并不属于这两个流派中的任何一个。在1880年代的比利时，恩索尔进入了自身创作的成熟期，和杜米埃（Daumier）一样，他是自戈雅以来第一批用笑声（在这个词最深刻的意义上）来回应现代性危机的欧洲艺术家之一。如今，恩索尔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是他尺幅巨大的油画《耶稣降临布鲁塞尔》（L’entrée du Christ à Bruxelles，1888），在该作品中，艺术家用上了自己弹药库里的所有武器——戴面具的人物，酸性色彩，幻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对都市人群的生动刻画——不过，这一集大成之作正式展出是在1929年，那时恩索尔已经六十八岁了。此次格莱斯顿展览的好处，除了用爱德蒙·杜雷尔·斯通（Edmund Dur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