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舒涵

  • 何岸:“我相信有人会带我到那个地方,但那是明天的事”

    一百多年前,后印象主义画家高更创作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1897)通过对原始部落的表现,影射了当时欧洲的工业化社会对人造成的一种精神疏离,自此,凌乱、迷茫和原始的气息便弥散在现代艺术的每一个角落。

    也许是巧合,画家出身的何岸在魔金石空间展出的装置作品《我相信有人会带我到那个地方,但那是明天的事》似乎以另一种形式、在另一种语境下发出了同样的声音。艺术家将画廊挪用为自己的作品本身,这就将作品的意义充盈在整个展览空间之中,从而极大地挑战了“作品”的概念。画廊的入口被搭建成一个斜坡,观众需要买票进入(门票5元,与其说这是增加画廊收入之举,毋宁说是为了唤起参观者对于艺术作品的价值的意识)。在走过了一小段上坡之后便进入了作品的核心部分:一个失重空间。整个空间都被袭人的白色所笼罩,加之倾斜的地面和地下传来的特殊音效的震荡,最大限度地使观者失去了方位感。置身这个作品之中的观者会不自主地生发很多天马行空的联想。整一的白色迅速填补了我们的视觉记忆,遮蔽了我们的视线,或者更确切地说给人造成了一丝恐怖气氛,令我们想要超越的视线不断迂回其间。这种体验犹如盯着一个钟表:在千篇一律的“嘀嗒”声中,我们想象的冲动也消失殆尽。而倾斜的地面和隆隆作响的声音却在不断提醒观者:这并非一个安逸的乐园,而是一个需要不断挣扎却又无法超脱的无奈之境。另言之,高更提出的那些问题却依然没有答案。

    值得

  • 张元:有种

    英国伯明翰学派著名社会学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 )认为,亚文化(sub-culture)的风格特征就在于其对主流文化的符号性偏离。这种文化的产生和它对于主流文化的否定总是和社会的边缘人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之所以要从艺术的角度关注这个人群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行为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提供某种主流希望窥视的另类经验,而是因为这种亚社会发出的声音构成了我们对于当代社会条件的反思元素。

    从电影《妈妈》(1991)到《北京杂种》(1993),如果将张元的电影艺术看做一个序列,那么作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10年开幕展之一的《有种:张元摄影新作展》则是他一贯的创作风格的延续,即将目光对准社会的边缘。更确切地说是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批判立场,主动成为了社会的“田野工作者”。的确,这个展览从创作过程到呈现方式都很社会化。他招募了两百位有着不同经历的“80后”青年志愿者坐在摄像机前讲述自己的平凡故事,最后将选定的几人的图片和他们讲述自己经历的影像一同展出。这些人中既有半路出家的僧人,也有摇滚乐手以及沉迷于整容手术的无业青年,唯一能够将他们连接起来的线索就在于他们都属于城市的边缘群体,都是社会主流的弃儿。本来,他们的苦难、迷茫、麻木与无奈无缘与当今的主流媒体搭界,于是他们不得不选择了自己的身体和异轨行为作为对社会的回应空间。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张元本次展览的契机。

    另外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