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末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运动结束后的许多年，我仍然经常想起形成当时整个事件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政治创造性。它决定了美国各地所有学生运动将要采取的形式，仿佛在社会运动的热潮中某种脚本被拼贴诞生了，之后同样情节的政治剧年复一年地不断重演，具体细节根据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核心部分从来不变。占领教学楼，提出没有商量余地的要求，成立教员特别委员会，成立激进同盟，戴袖章，写标语——这些都成了某种通用的抗议套餐。但第一次亲历学运又是另外一回事。它让我尝到了活在历史中的滋味，那种感觉到大事正在发生，但谁也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样的滋味。那场抗议就是一次述行式即兴行动的练习。

那年春天我自己的感情一开始就被深深卷入其中。我和哥大的同事都感到我们有责任在抗议学生和校方之间进行斡旋。我对学校行政管理层本来就没什么特殊感情，尤其是在当时的校长格雷森·柯克（Gray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