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末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运动结束后的许多年，我仍然经常想起形成当时整个事件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政治创造性。它决定了美国各地所有学生运动将要采取的形式，仿佛在社会运动的热潮中某种脚本被拼贴诞生了，之后同样情节的政治剧年复一年地不断重演，具体细节根据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核心部分从来不变。占领教学楼，提出没有商量余地的要求，成立教员特别委员会，成立激进同盟，戴袖章，写标语——这些都成了某种通用的抗议套餐。但第一次亲历学运又是另外一回事。它让我尝到了活在历史中的滋味，那种感觉到大事正在发生，但谁也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样的滋味。那场抗议就是一次述行式即兴行动的练习。
那年春天我自己的感情一开始就被深深卷入其中。我和哥大的同事都感到我们有责任在抗议学生和校方之间进行斡旋。我对学校行政管理层本来就没什么特殊感情，尤其是在当时的校长格雷森·柯克（Grayson Kirk）的领导下，行政部门总是高高在上，冷冰冰地对任何事情都反应迟钝。但我相信，作为一所优秀院校，哥伦比亚大学代表了身为一名学者和教师的我所认同的价值观：提出质疑的自由，对真理和知识的尊重，智力上的开放态度以及纽约所赋予她的某种世界主义精神。当时的美国大学刚刚经受了来自右翼势力，特别是麦卡锡主义的冲击。1964年伯克利大学的“自由言论运动”从部分意义上讲就是对那段历史的回应。这会儿又变成左翼攻击的目标，当然，两者性质不同，但凶猛程度不相上下，针对的也是我们大多数教员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价值。显然，我眼里的大学和抗议者眼里的大学不是一回事。在他们看来，学校是种族主义和越战的帮凶，尽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教员都强烈反对那场民心尽失的战争。另一方面，他们是我们的学生，跟我们又有很深的联系。但当时激情冲昏了所有人的头脑，理性辩论根本不可能。不过说实话，看上去气势汹汹的抗议者确实很少真的诉诸暴力。他们态度强硬，但——除了极少个例，包括挟持一位教务长长达二十六小时以外——并未对任何人造成身体上的威胁。
即便在4月23日学生占领第一座教学楼后，现场也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暴力事件，直到4月30日上午，警察闯入校园，殴打抗议学生以及试图在混乱中保护学生的教职员工。最后至少有150人在冲突中受伤。但随着事态发展，要想预测暴力冲突是否会爆发或者什么时候爆发变得越来越困难，抗议学生和外部力量都可能点燃导火索。几年后，“地下气象”组织——哥大若干抗议学生也是该组织成员——的行动多少带上了些恐怖主义色彩。但在学运发生的那一个星期里，对立双方都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克制。正因如此，柯克校长才因召请警方、打破了和平僵持的局面而遭到谴责。实际上，他本来早就可以向警方求援，但又害怕让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进入校园。当这些疑虑消失后，面对董事会的压力，他举起了白旗。运动结束，剩下的只有苦涩和怨恨——当然，还有历史一贯留给后人的神话。
运动的爆发让所有人都始料不及。其背后的驱动力就像一种创造性冲动。4月23日，星期二，运动爆发当天，我正和其他几名同事在跟招生委员会选中准备招收的几名学生共进午餐。那时学生已经宣布要组织游行，主要反对处罚学生领袖，反对大学承包国防项目以及在哈林区修建新的校体育馆。不过当年，游行示威在哥大是家常便饭。我的确记得汉密尔顿大厅和我办公室所在的哥伦比亚主教学楼上上下下都散落着大量传单。后来一群学生试图闯进饱受争议的体育馆施工现场失败，沮丧之余，他们转而回到学校，占领了汉密尔顿大厅。“闹事”学生似乎想把这次事件当成一个教育机会，其中一名学生给我打电话，叫我过去跟他们谈判。艺术史学家乔治·R·科林斯（George R. Collins）也在“受邀”之列。他曾经就纽约公园系统的缔造者、著名景观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做过大量研究。位于哥大校园和哈林区中间高地的晨边公园（Morningside Park）就是弗雷德里克的作品之一，而哥大的新体育馆也准备建在该公园内，原本计划是建成后既对在校学生开放，也对哈林区年轻人开放。很多想法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看似很好的计划转天可能就会被人唾骂，哥大体育馆就是很好的例子。按校方设想，体育馆共分两个入口，一个供学生出入，另一个位置较低的入口为哈林区居民专用。为此，著名城市学家简·雅各布（Jane Jacobs）还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1961）一书中将哥伦比亚大学单独列出，称其为少数几个懂得关照社区需求的机构之一。但在1968年，任何人只要想想，都会觉得这座分层的建筑俨然是种族隔离的象征，简直不可原谅。
当我到达汉密尔顿大厅时，学生们已经挟持了一名人质——当时的代理教务长、前运动员亨利·S·科尔曼（Henry S. Coleman）。现场群情激愤。我爬到大厅二层，向学生解释说只要他们放了科尔曼教务长，想谈什么都可以。有人说教务长想走随时都可以走。于是我去科尔曼的办公室问他到底想不想离开，他说想。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外面的学生时，有人说教务长可以离开，但其中一个又说他们也可以好好揍他一顿。我就想提醒他们这样挟持人质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下面有人喊道：“我们是不是该拿出本子做笔记呀？”我就这么被轰了下来。离开大楼时，几个学生说我根本不了解情况，说这是一场革命！好吧，革命的气息到处弥漫。我怎么可能知道？谁又能知道？
第二天一早，电话铃响了。有人火急火燎地叫我赶紧到学校来，黑人学生已经占领了汉密尔顿大厅！我问他我能干什么，他回答：“谈判！”当时天还没亮，我记得看到“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SDS）哥大分会主席马克·路德（Mark Rudd）大步流星地穿过校园。他正赶往洛氏图书馆（Low Library）——学校行政办公主楼，校长办公室所在地。很快我便发现，从汉密尔顿大厅被赶出来的白人学生已经占领了那里。“黑人学生还在汉密尔顿吗？”我问道。路德回答：“我真想跟他们在一块儿！”从那一刻起，整个事件开始在我的眼里变得模糊。我记得我们在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家里开了个会，讨论的主要内容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拯救学校？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教员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整个危机期间，我们都在哲学楼大厅的研究生休息室定期开会。回想起来，亲历历史的感觉就像一幅只修复了一半的壁画，不规则的画面碎片隐现于空白的白色石膏墙上。司汤达《帕尔玛修道院》的主角法布里奇奥（Fabrizio del Dongo）支离破碎的战场经历可谓是最好的例子，直到战争结束后他才知道自己参加的就是著名的“滑铁卢战役”。
不过，教员特别委员会的会议让我看到这类团体如何一步步变得越来越激进。一切都跟法国大革命一样。最初，温和派互相发表充满激情但不乏理智的演讲。但雅各宾党很快加入论战，整个论调急转直下，变得越来越激烈。在1968年的哥伦比亚大学，这一现象至少是外部不确定因素引发的。首先，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现在美国非洲裔学生学生会控制了汉密尔顿大厅，哈林区将作何反应。我们不要忘了，自从同年四月初马丁·路德·金被暗杀以来，哈林区还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骚乱。马丁·路德·金死后，约翰·林塞（John Lindsay）市长亲自到上城区，在黑人政治家的帮助下，维持住了和平局面，而当时美国各地贫民区都在绝望和悲愤中爆发了。从地势较低的哈林区向上看，哥大建在晨边高地的体育馆俨然就是白人势力的象征。可怕的谣言在学校里流传。星期五是哈林区的“血债血偿日”！受排挤的黑人将涌进晨边公园，加入他们在汉密尔顿大厅的兄弟队伍！整个哥伦比亚大学都将化为灰烬！一座楼都不留！
到那时，除了开各种会讨论谈判事宜，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学校，困了就睡地板。我还在学校广播站当了一段时间的教职员工代言人，每天就事态发展发表评论。我对谈判进展的了解都来自保罗·斯塔尔（Paul Starr）——学生报纸《哥伦比亚观察家》的一名记者，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我当时感觉谈判进展几乎为零。学生觉得自己就像古巴奥连特省的游击队员。他们已经占领了五座大楼，而且本来还有可能占领其他地方。而校方毫无意愿满足他们的要求。
星期五，夜幕降临。外面突然特别吵，我便和一位同事、中世纪史学家詹姆士·沃尔什（James Walsh）一起跑出哲学大厅，结果看到“学院走廊”周边聚集了一大群人，还停着一辆平板卡车。Malcolm X的前保镖Charles 37X Kenyatta来了，他穿着非洲民族服装，跟一群追随者在一起，一边演奏音乐，一边开心地大笑。显然，他没有丝毫恶意。一切都像一场梦一样。结果，哈林区对晨边高地发生的事并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说到种族主义，每个对哈林区心怀恐惧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儿。当晨曦初露，人们对学校被炸飞的担忧也随风消散了。
一天，我离开学校去东区看一位朋友的展览。准备穿过百老汇大街时，我惊奇地发现人们的生活一切照常。学生们错了。这不是革命。根本就没有革命。这一点在4月27日（星期六）得到了确认。按计划那天中央公园本来应该有一场大型的反战游行，当然了，大家觉得游行队伍最后肯定会开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跟抗议学生汇合。但和星期五的哈林区一样，当天什么事也没发生。大家的确对事态发展非常关注，也有不少外来人员加入哥大的抗议活动。但运动大部分仍局限于校内，并越来越不像学生相信并希望发生的那场“革命”了。后来有人说警察随时都可能进入学校，我心想这些谣言我真是听够了。所以最后“大清场”时我不在。但整个过程中，最后被警察带走送进下城区法院的大约七百多名学生及其支持者里，很多人都变得彻底激进了。第二天清晨，走在校园里，我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就像祖国被侵犯了一样。到处都是警察和斗争的残骸。校长因召集警察清场在所有人心中威望尽失，所以也没有主持当年的毕业典礼。我记得这是头一次哥大毕业典礼演讲的发言人不是校长。而且典礼仪式也没有像以往一样在校园里举行，而是移到了附近的圣约翰大教堂。很多毕业生都中途退出去参加了校园里的另一场“反毕业典礼”。没多久，柯克校长辞职。
我有一种理论：任何重大社会变革发生以前都会首先在艺术领域有所体现——想想浪漫主义和法国大革命，或1905年到1915年的俄国前卫艺术，以及亚历山大·罗钦可（Aleksandr Rodchenko）“艺术进入生活！”的口号。这跟激浪派的座右铭很接近。该流派由约翰·凯奇（John Cage）在纽约新学院（New School）实验作曲研讨班的一帮学生引领。而凯奇本人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旁听过铃木大拙（D. T. Suzuki）的禅宗讲座。通过凯奇和罗伯特·莱贝尔（Robert Lebel）有关杜尚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文字，马塞尔·杜尚变成了一股智识力量。1968年4月运动里的哥大学生对“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的某些观点非常认同：人们应该参与那些影响自己生活的决策。因此，他们相信必须打破将自己束缚于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书中提到的“未成熟期”的牢笼。
当时，哥大学生从整体上说对这种前卫艺术并无兴趣。我记得就连“地下丝绒”乐队来学校演出时，台下都嘘声一片。同期放映的安迪·沃霍尔的电影《口交》也受到同样待遇。但越界精神如今已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次抗议也是艺术想象力的产物。我认为这次事件非常了不起，后来证明的确如此，否则不会被如此广泛地模仿。我对我们学校的成果真的感到骄傲。四月学运过去后的一天，我和同事、逻辑学家查尔斯·帕森斯（Charles Parsons）走在路上时，他说：“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谁是右翼谁是左翼，谁在场谁在家才是关键。”学术界的男男女女可以醉心于研究品达的诗歌，乌兹别克斯坦语的语法，逻辑句法或显微镜学的历史。但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保障的还是大学。知识需要捍卫，就像我们理想的社会需要捍卫一样。1968年，哥大教员们必须保护学校，保护在校的学生。有些界线是我们必须尊重的。而如今我们就正处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美国已经受一个保守政府统治达七年之久，该政府一直试图消除决定美国国民性的道德界线。
1968年学运之后，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其他院校）的学生开始参与校园决策。他们加入了校委会和新成立的大学议会。晨边公园体育馆最终没有建成（后来在学校里修了另一座体育馆），而且校方决定将国防分析研究院分离出去，从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国防研究在哥大的历史。但很难相信这就是信仰“革命”的结果。抗议从根本上看也许是反对越战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但其实质肯定不止于此，因为学生运动成为了一种全球现象。当时所有人都憧憬一个更自由的社会，希望获得更多公正和满足。毕业典礼后不久，我和家人飞往巴黎，刚好碰上五月风暴。那年春夏，席卷全球的学生运动给我免费上了一课。但最深刻的变化还是发生在美国，界线一个接一个地被打破。1964年的夏天是“自由之夏”，勇敢的白人到南方去帮助勇敢的黑人兄弟姐妹们争取民权。哥大学运引起的一个重要文化变革就是激进女权主义的兴起。当年占领大楼的女性抗议者被当作男学生的下属对待，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哥大哲学系研究生、全国妇女联合会纽约分会会长基阿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她曾经为试图刺杀沃霍尔的瓦莱丽·索拉纳斯（Valerie Solanas）辩护——开始确定一个全新的更加激进的女权主义议程。自由解放的精神势不可挡。1969年，石墙暴动凸显并动摇了社会对同性恋的压迫。当然，反战的声音最终获胜。巴黎街头的一幅著名涂鸦充分体现了那个年代的真实精神：让想象力掌权（l’imagination au pouvoir）。美学第一次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从那以后，我们每个人都逐渐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生活。至少我是如此。
亚瑟·丹托（Arthur C. Danto）是《Artforum》的特约编辑。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