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是否存在着一种“当代艺术转向”？从本屆“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简称TIDF）所选映的竞赛片中，我们的确看到对美学实验方法的普遍追求，不过形式语言却与内容多所断裂，概念先行地深陷当代艺术创作的范式套路中。许多影片看来更像是计划型创作中的一环，“纪录片”仿佛仅是其艺术创作的部分，或作为一理所当然的展呈工具，少见对媒材形式选择的必要性——亦即“为何是纪录片”——提出有力的证明。纪录片无需如其他艺术类型般接受适用性的检验，难道是因为其已预先地被赋予了真实或政治的连结正当性？抑或是我们太渴望看到该领域内的美学实验，对其概念与形式的操作轻易放行？

TIDF自2014年的第九届起以“再见‧真实”定锚策展精神至今已臻五届，可谓大大拓展了本地对纪录片的认识，更试图解决“纪录片是否为艺术”的合法性焦虑；不过，西方纪录片研究论述自1990年代起，即已兴起了对“传统纪录片”的反叛，急欲将纪录片与真实的必然连结脱钩。纪录片若要超越新闻媒体报导等领域连结，虽势必得致力找寻新的论述空间，但并不一定得服膺于当代艺术的建制，事实上，反过来对当代艺术“纪录转向”（documentary turn）的指证也行之有年。艾丽卡·鲍尔珊（Erika Balsom）与希拉·佩莱格（Hila Peleg）主编的《跨领域纪录片》（Documentary Across Discipli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