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的种族主义，菲利普·加斯顿（Philip Guston）的作品能带给我们什么启示？而且，就此而言，谁是他的作品想要触动的那个“我们”？当然，这些问题被提出来，起因还是最近加斯顿的一场大型回顾展被推迟，因为作为主办方的几家艺术机构担心他描绘三K党成员形象的系列画作在目前的政治氛围（一是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显著，二是艺术界高度适应于对黑人苦难的景观化）下遭到曲解。一直以来，学者和批评家都基本没有关注过上述问题，尽管加斯顿早在1930年代就使用过反种族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图像，并在职业生涯的晚期做出了如今众人皆知的出格决定：重新捡起戴头套的形象，不过将其塑造成一个粗陋的卡通狂人：喜欢抽雪茄，喜欢喝酒，而且对绘画表现出奇特的兴趣。如今，致力于推翻美国社会及其体制中根深蒂固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运动日益高涨，而全球疫情令去美术馆看展显得既有点儿多余，又像是事关生死。在这种情形下，加斯顿对如此强力地象征白人至上主义——或借用艺术家女儿穆萨·梅耶（Musa Mayer）最近的说法就是“白人罪责”——的符号的引用，以及其中蕴含的政治性不容忽视。

我承认在这方面自己也有责任。2000年代初，我在撰写关于加斯顿的书时，将三K党形象在他画作中的重现解释为一种后现代的戏仿和拼接。虽然我试图将包含这一主题的作品置于1960年代末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来谈，提到了作品对包括1967年五角大楼游行、1970年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枪杀四名肯特州立大学学生等在内的政治事件的指涉，也论及它们与《雌雄大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