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泺颖

  • 任莉莉

    截至目前,任莉莉在国内共举办三次个人展览,三次皆定档秋天。前两场相隔不到一年,均发生在北京,完成了艺术家从小范围关注到进入更广泛行业视野的过程。第三次则转场上海,与第二场相隔三年。三倍的时间跨度,或许源于艺术家在不同阶段对节奏的重新校准,也不免抬高了外界的期待。

    从第一场到第二场个展,任莉莉在持续推进材料探索的同时(软的绒线毯与硬的大理石;自然的贝壳与人工的硅胶;磨砂的石块与光亮的不锈钢……),进一步通过工艺层面的深化提升了作品的表现力与完成度,如《聚合-分离》中更为细腻的大理石雕刻所呈现的地貌纹理。更重要的是,第二次在魔金石空间的个展,使观众明确感受到她作为“空间作者”的掌控力——她以雕塑为基本单位,调动大量异质材料,生成一个仿佛来自遥远时空的场景。

    回望前两次个展,我更愿意将那时的任莉莉视为一个进入雕塑世界的“玩家”,以好奇心与试探性姿态在材料与形式之间游走。来到第三次个展《此地无名,永不复现》,任莉莉开始收紧材料的使用范围:她抛弃了广泛铺陈的材料世界,让一组对照贯穿始终:一面是冷硬的金属,为雕塑确立边界;另一面是玻璃、陶瓷与树脂,保留着凝固前的温度与流态,消融轮廓。在展览入口,她以空间构造出一个腔体结构,红色玻璃瘫伏在三个等貌但由大至小排列的不锈钢胸廓中。她在随展文字中写道:“I am carrying the moon inside my ribcage(我在胸腔内怀着一轮月亮)”。

  • 旦儿

    艺术家旦儿的新疆项目近期以上下两个篇章的形式分别在北京MACA艺术中心和拾萬空间(石家庄)展出——以一种并“不讨巧”的方式。这种“不讨巧”首先源于旦儿的出身:她生于陕北,居于河北,并不天然携带新疆血脉,因而在关乎特殊地域与少数民族的创作议题上极易陷入位置“过高”或“过低”的困局。其次,继在MACA展厅集合天山、纹样、舞蹈等一系列常与新疆相关联的视觉符号后,她在石家庄的井陉教堂内,以石膏雕塑赫然再现了一句维语俚语,纪念碑式的语言似乎成为了更易刺痛“文化挪用”这条敏感神经的尖针。

    “敏感”并非负向讽刺,它侧面印证了“谁有资格使用”这个涉及文化权力、创作自由与伦理的问题值得被讨论,也关乎旦儿的两场展览是否成立。符号是高度压缩的微粒,以极简的形式承载复杂多维的信息。从表象来看,这些符号微粒的“硬核”感,首先由旦儿所使用的语言或图像信息明确标记,再通过其选取的实体材料反复盖章认证:天山之于敲打变皱的紫铜皮,和平鸽之于涤纶制的水晶绒,纹样之于传统手工雕制的石膏、再于现代廉价的PVC装饰带。直接乃至简单粗暴的第一印象,常让人忽略这是一个自2016持续至2025年的项目,其间旦儿多次往返新疆,虽屡因外界不可抗力与艺术家个人处境中断,仍在时间中被串联成绵延的线。远方所引发的“客体”质疑并非无的放矢,而时间尺度或可稀释警惕的浓度。

    然而,除却对项目时间轴的补充,我更希望透过展览作品的扁平化表象,

  • 既然我的爱已耗尽(影像-剧目)

    当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试图就“恋人就是艺术家”展开陈述,他指出二者的紧密联系在于他们并非将“情景”视为形式,而是体验为一种力的东西,是物自身。尽管曾下过“占星术就是小资产阶层的文学”这样略带嘲弄的结论,巴特的上述阐释意外与占星学中的天秤座重合:作为黄道十二宫唯一由无机物象征的星座,天秤座的两大原型正是“恋人”和“艺术家”——天秤感知与平衡“力”在两端的精微变化,而后抵达平静与美。

    将展场转化为“情景”,让观者于其中体验“力”的作用,或正是策展人张耀南(Eugene Yiu Nam Cheung)在群展“既然我的爱已耗尽(影像-剧目)”中的意图之一。在长篇策展文字中,策展人成为了巴特笔下的“艺术家/恋人”,富于联想和热情,但措辞谨慎,乃至稍显犹豫。张耀南扮演“秤”的角色,居于力线的中心,试图平衡展览有可能触发的对立面向:在“既然我的爱已耗尽”上意见相左的文本《恋人絮语》与《鬼影》如何关联萦绕并启发策展思考;艺术家作为历史的“情人”,如何在创作中处理历史的诱惑性与内在暴力;文学理论与当代艺术的结合,是策展的专制,还是释放语言领域外的空间化潜力。

    入口处,观众可经由马琳·卡尔松(Maren Karlson)的画作想象一则邪典故事:耳朵、眼睛等器官从人体中独立出来,演化成半身体、半机械的畸形物,封印、流淌在灰黄色的抽象空间内。展览最后,山姆·利普(Sam